韓毓海：迎接中國的“歐亞大陸時代”
采訪者：《上海國資》蕭武
受訪者： 北京大學教授 韓毓海
1. 您在09年的時候出版了《五百年來誰著史》，以長時段的眼光來看待歷史，而在新出版的《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里，您又重點論述中西部發展對中國的重要意義。如果以長時段的眼光來看，西部對中國的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哪里？
《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更側重于空間、地理和結構塑造，即從空間角度去反思我們的地緣政治觀念和國家發展戰略。因此，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特別強調：一，內陸歐亞（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塊大陸；二，“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恰處于內陸歐亞的核心地區，它包括：東三省、蒙古高原、黃土高原的北部、大西南地區、新疆與西藏。而大西北和中西部地區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19世紀以來，圍繞著內陸歐亞“陸權”的爭奪，始終是國際地緣政治的要害。英國殖民印度，是為了實現“歐亞帝國”的構想，沙俄南下東進，越烏拉爾山而至大海，是為了與英、美、德、日爭奪內陸歐亞的霸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無論是日本的北上，還是法西斯德國跨過多瑙河的東進，特別是當今美國的中亞戰略――世界列強鋒芒所指，無不在爭奪內陸歐亞的“陸權”，亦無不劍指亞細亞的心臟。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在于：人口、生產能力主要集中在東部，市場過度依賴海外，而資源卻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若從黑龍江黑河到云南騰沖劃一條直線（簡稱“黑－騰線”），該線兩邊的國土面積大體相等，但大約90％的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集中在“黑－騰線”以東地區，而一半以上的資源――特別是我國礦產能源的大部分，則分布在“黑－騰線”以西地區，而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和工業加工能力所占比例不到10％。可以預見的是：中國正在進行的西部大開發，目標不僅僅是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崛起，而且，它也將造成歐亞內陸核心地區的崛起，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將惠及周邊，以和平、互惠、分享、合作的方式，真正將歐亞大陸聯系起來。
因此，首先是從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來看，包括西部地區在內的“中國亞洲內陸邊疆”，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而從“科學發展”的高度去理解這一戰略意義，就是要認識到：一，只有全國一盤棋的發展，才能真正增加國家能力；二，只有維護民族團結，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三，只有切實和改善并解決中西部地區的民生問題，才能解決區域發展不協調；四，只有走新型能源和新型工業化道路，走注重科技生態的新型農牧業道路，才能做好中西部地區“后發先至”這篇大文章。
從國際視野看，當前美國金融海嘯、日本海嘯與核泄漏、歐盟內外債纏身，這對我們倚靠歐美日市場的“兩頭在外”發展模式的影響，應該說是根本性的；而“海外”的市場既已嚴重受限，未來的市場也就在歐亞“大陸”，即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希望，首先便在于將中國的制造業向歐亞大陸延伸。過去我們對于歐亞大陸的投資，主要目標是確保能源的供應和安全，而未來的投資重點，則應該是加大制造業的投資，即從建立歐亞大陸“制造業一體化”的視野出發，通過振興歐亞大陸的經濟，來建立中國資本對國際制造產業鏈的控制，發展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生產體系，從而一舉擺脫中國處于生產鏈最低端的“世界加工廠”地位。
過去美國講“太平洋時代”，我們也講“藍海”戰略，這其實都是從發展“海外”市場的角度出發的，現在我們講“兩條腿走路”，即在“走向蔚藍”的同時，必須去擁抱、迎接中國的“歐亞大陸”時代的來臨。
2. 因為總是跟民族問題交錯在一起，西藏、新疆和西部治理一直是很重要的問題。您認為，在化解民族矛盾、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這個角度來說，清朝有哪些仍然值得今天借鑒的經驗？對我們今天的“內涵式發展”、“包納式發展”，具有什么啟示？
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1791年，乾隆下詔《欽定藏內善后二十九條》，在西藏發行國家主權貨幣。這種銀元一面刻有漢文“乾隆通寶”，一面是滿文“煌煌明詔”，這是我國第一次發行國家主權銀幣，它在歷史上的意義非常重大。
1888年，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清帝，即是《錢幣疏》，其中指出：中國四百年沒有國家主權貨幣，不得不依賴外國進口銀元，因為中國所有之純銀（紋銀）質軟，不適合造幣，故長期以紋銀換取外國雜銅、鋁之銀元，從而，使得“紋銀漏出外洋，于今四百年矣，非因鴉片而始也”。康有為首次上書，就是要求朝廷立即效法乾隆在西藏發行國家主權貨幣的舉措：“廓爾喀通商，高宗純皇帝令于衛藏鑄錢，是銀錢之鑄，先帝早已創之，今宜恪守祖宗之法而推行之也”。即他主張效法西藏政策，立即在全國鑄造和發行主權貨幣，以結束貨幣“失名、失實、失用”的狀態。
這表明：一些新的政策，包括貨幣金融政策，可以在邊疆地區先行、先試，若行之有效，則可推向全國、乃至推向世界。這對于我們今天啟示就是：我們未來對于中亞、西亞地區的貸款和投資，要爭取進行人民幣結算，這既有利于那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會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也有利于對抗、治理國內的通貨膨脹。
第二個例子與此相關。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紀》中指出：鴉片戰爭中襲我沿海的英軍主力，實以印度孟加拉邦軍隊為主體，而英屬印度，則與廓爾喀（今尼泊爾一帶）有世仇，廓爾喀人英勇善戰，眾所周知，當今英國軍隊中最具戰斗力者，即是廓爾喀軍團（亨利王儲，亦受訓于該軍團），而當時的廓爾喀曾知會駐藏大臣，說他們要攻擊英屬印度，協助清王朝抗擊英印聯軍，使得英印“懷內顧憂，不能全赴中華”，但是，清朝廷因為翻譯的原因，不明白廓爾喀所謂“迪里”者，即是“英吉利”，竟沒有對廓爾喀的請求作出答復。魏源指出，這種重大戰略機遇的喪失尤其暴露出：道光之后，清王朝忘記了自己經營西部邊疆的好傳統，忽視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經營西部邊疆的經驗，從而沒有看到內陸歐亞的“陸權”問題是實質，而東南沿海的“海權”則是表現，隨后，李鴻章與左宗棠之間“海防”與“邊防”的爭論，則進一步表明清王朝已經喪失了“內陸歐亞”的空間視野。
正是圍繞著“內陸歐亞”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陸的爭奪，方才把中國的西部地區推向了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只有從內陸歐亞“陸權”的意義上，“海權”的作用和意義才會被發現和凸現出來，而孤立的強調“海權”卻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是短視的――這就是魏源和左宗棠的見解，當然，當年李鴻章的見解壓倒了他們的正確意見，方才鑄成了中國的近代不幸。
當近代歐洲的海權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時，英國的地理學家、帝國主義者Halford·Mackinder（1861－1947）就曾提出：所謂的“哥倫布時代”只不過是一個插曲，海洋對于陸地的重要意義只是暫時的，世界事務的支配力量，很快會轉回歐亞大陸――即他所謂的“世界島”，轉到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的強國手中，歷史證明，他的預見是很正確的。
當然，這并不是說“海權”是不重要的，恰恰因為“海權”是極其重要的權力，所以我們才要善于利用這個權力，而善于利用權力，就必須懂得權力“對沖”的道理，所謂對沖，也就是要懂得“兩頭下注”的道理，中國只有既是海權大國，同時又是陸權大國，這樣才能根據國際風云的變幻，隨時選擇有利于自己的發展模式，才會有立于不敗之地的從容進退，說白了：強調陸權、強調歐亞大陸，就是要給中國爭取海權加了一個保險，如果沒有陸權這個保險，海權就搞不成，晚清的李鴻章等人，就是不懂得這個權力“對沖”的道理。即他對于權力的理解，除了對抗，就只懂得妥協，而不懂得什么是“對沖”。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不但關系國家穩定，而且，怎樣描述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原與邊疆、華夏與四夷之間的關系，更是回答“什么是中國”這個問題的關鍵。我個人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沒有人比歐文·拉鐵摩爾講的更好、更透徹的了。
《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是歐文·拉鐵摩爾自1925年以來數次考察中國邊疆過程中所產生的巨著。在這部巨著中，拉鐵摩爾指出：所謂亞洲內陸（Inner Asian）并非只是中國朝貢體制的“外圍”，亞洲內陸就是“中國的邊疆”，真正把中國與外部世界分開的，并非長城這個“邊界”，而是遼闊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拉鐵摩爾指出：如何認識中國或者“中華帝國”，其關鍵就在于如何理解中國的“邊疆體制”或者“邊疆關系”，中國邊疆體制與邊疆關系的核心，乃是一種“互惠體制”和“分享關系”，這是問題的實質。當中原王朝愿意與邊疆各民族建立互惠體制，并以“懷柔遠人”的胸懷與各民族分享發展的成果和成就之時，那就會出現“四夷來朝”的升平局面，出現中原王朝與邊疆各民族“向心聯合”的體制。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朝貢體制的“同心圓”結構的實質，揭示的正是一種互惠和分享的關系，這種互惠和共同分享發展成就的關系和體制，當然要比近代帝國主義貌似公平交易、實則掠奪榨取的“條約體制”、“條約關系”更為文明和先進。
但是，一旦中原王朝失政、失去人心，它的突出表現，便是不肯與周邊各民族建立互惠關系、不肯與他們分享發展的成果和成就，反而對他們加以掠奪、榨取和欺凌，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生“反向遷徙”和“反式聯合”，即中原人口向邊疆流動，中原反抗者與邊疆各民族結合，以至于通過這種聯合推翻中原的統治者，從而再次重建中原與邊疆間互惠的體制和分享式的關系。中華帝國的歷史就是這種“向心聯合”與“反式聯合”的循環，它的邏輯便是中原與邊疆之間互惠和分享關系的毀壞與重建。
拉鐵摩爾1937年在進行考察途中到達延安，與毛主席暢談中國史地問題，1947年，他受羅斯福總統派遣，擔任蔣介石顧問，1972年再次訪華，受到周總理的宴請。拉鐵摩爾出版于1939年的這部巨著，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出了光明的方向，也為我們處理民族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為我們今天所倡導的“內涵式發展”、“包容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3. 對當代中國而言，不少人認為，新疆的意義就在于她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為內地的發展提供支持。您認為新疆的戰略地位是否依然如清朝那樣重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咱們新疆好地方”。新疆自治區面積166 萬平方公里，占了全國960 萬平方公里的1/6 強；如果說西北乃是西部大開發的重點，新疆當然便成為重中之重，新疆的耕地潛力，新疆大地上的光、熱、風能資源，地下的油、氣、煤、礦資源，舉世公認，潛力無窮。更重要的是：新疆人口以少數民族為主，漢族人口占37.52％。新疆地處邊境，新疆5600 公里邊境線，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個國家接壤。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商業和貿易網絡的發展、軍事活動和移民、宗教傳播與朝圣活動，已經將內地與邊疆的百姓聯系在一起，日益水乳交融，歷史證明：只有將發展與穩定緊密結合而不是對立起來，只有將保民生與促和諧緊密結合起來而非對立起來，切實解決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新疆才會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引擎和動力。
據《金融時報》報道，中國計劃在15年內，把北京與倫敦用高鐵連在一起，兩地間的旅行時間將被縮小到48小時以內。這意味著大航海時代之后第二次人類交通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將在歐亞大陸上展開，而新疆將成為貫串歐亞大陸的交通樞紐。一方面，新疆與八個國家接壤，這從軍事沖突的角度是不利的，但是，如果從經濟貿易合作的角度看，則這是極其有利的，建立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這是人類200年的夢想，但歷史證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軍事擴張的角度走不通，而只有歷史上中國恰克圖國際貿易的道路走得通，只有這個遺產值得今天人類再考慮。如果中國、俄羅斯、印度和中亞五國在上海合作組織的基礎上，攜起手來建設歐亞大陸經濟，可以想見，未來金磚五國都會積極參與進來，那么，發展中國家真正團結起來，重振世界經濟，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和金融危機，重新創造世界燦爛的明天，便是大有希望的。
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用兵中亞地區，這也使得我國與中亞五國的關系變得極其重要。以新疆為抓手，走與中亞國家互惠、分享的發展道路，互相取長補短，既可以促進中亞地區的發展，也可以促進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到非洲、甚至到拉美去購買資源和糧食，路途遙遠，代價很大，而遠親不如近鄰，加強我們與中亞國家的合作，方才是一舉多得的國際合作良策。我堅信：中國在內陸歐亞核心地區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它標志著以互惠、分享、合作的發展模式，代替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舊秩序。這種新的發展模式，當然要以新疆和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和穩定為基礎和抓手，所以，新疆的發展與穩定，對我們舉足輕重。
4.中央在去年召開了對口支援新疆的工作會議，并決定在喀什設立經濟特區，您認為中央這樣做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我個人認為：一，這是從造福邊疆各民族人民，改善各民族人民的民生考慮，現在有“南有深圳，北有喀什”的說法，直白地說，這就意味著要把喀什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新型城市、一個西部大城市。因為象中西部很多地區一樣，新疆的大城市實在是太少了，而只有建設大城市，才能吸納資金、項目，才能接納大量人口進城就業，從而解決各族人民的收入和民生問題，才能使得他們享受到發展的好處。二，是從開放的角度考慮，喀什與中亞五國接壤，要在我國與中亞五國之間建立互惠、分享、合作的新的發展模式，喀什的地理位置最合適。當然，這種合作并不是簡單的引進外資，而是能源、農業、水利、貿易、科技、軍事全方位的合作，這與深圳與香港之間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三是為新疆乃至整個西部地區走新的、科學發展道路探路，先行先試。這包括：立足兵團建設，發展規模化大農業，這首先要解決水利問題；立足能源開發，走新型能源的道路，這又包括光能、風能的發展，煤炭資源的轉化和石油資源的循環利用等等。當然，最重要的是：與新型大城市的建設相伴隨的多民族融和的新型社區建設。而這些都是過去沒有搞過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喀什特區機遇空前、責任重大。
4. 歷史地看，中央在西北治理上還存在哪些不足之處，應當從哪些方面著手去解決？
首先，必須借鑒我們歷史上（唐代以來）重視歐亞大陸的戰略視野，在這個基礎上，形成我們新的歐亞大陸戰略。這包括：立足我們成熟的快鐵技術，以重慶、新疆、山西、陜西這些具有發展條件的西部重鎮，加快建設歐亞大陸交通大動脈。積極創新金融手段，理順我們對于歐亞國家的投資。加大上海合作組織在歐亞大陸事務上彼此協商的主動權、主導權等。而總起來說，這要求我們樹立“太平洋時代”和“歐亞大陸時代”兩個有機互動的兩個視野，即從思想戰略上確立“兩條腿走路”的信念，這是其一。
從歷史上看，康乾盛世時代，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也是發展的典范，這種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便是重視東西部之間發展的平衡與協調，具體說就是：一方面支持江南地區的率先發展，另一方面則強調西部地區在環境生態和軍事戰略上有拱衛江南的作用，因此，國家就采用了協餉――類似于我們今天“轉移支付”的方式，以平衡全國的發展，具體說，這就是以“公共財政均等化”的方式，來解決區域發展不協調的問題。
我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中，論述了康乾盛世瓦解的國內和國際原因，而財政的困難和國家財政制度的日益偏頗，則是鑄成區域不平衡、國家從內部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我個人認為：我們今天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由于東南沿海走招商引資的道路，通過企業增值稅、營業稅和土地出讓金，固然迅速地擴大了這些地區的地方財政，不過，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這更對國家之公共財政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比如說，1994年之后，外匯占款逐漸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流，由于外匯主要是沿海地區掙來的，央行的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就自然主要為沿海地區所獲得，變成了那些地區的政府稅收、企業利潤、員工工資――更重要的是，它推高了沿海地區的土地和資產價值，由于沿海地區的土地和資產價值被高估，而這便又進一步為沿海地區獲得更多信貸提供了擔保優勢，在市場化的情況下，銀行當然只能這樣作，我的意思是：這種財政政策的偏頗當然不是誰故意造成的，而是為單一的發展模式決定的。
中西部的發展，首先必須依靠自身豐富的資源，走新型能源和新型工業化的道路，走生態和規模農業的道路，而與沿海地區比較，簡單地招商引資謀發展，起碼不是他們的長項，于是，在現有的財政模式下，這就決定了中西部地區的地方財政必然很困難，這一點是很顯然的：因為一缺乏地方增值、經營稅，二缺乏土地出讓金，三由于資產被低估，貸款困難。因此，這種地方財政困難的情況是普遍的，不是建幾個特區就能從根本上解決的。
我舉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西，山西自解放以來，為國家貢獻了110億噸煤炭，現在全國三分之一的電廠用的都是山西的煤，而為國家發展作出了如此巨大貢獻的山西，卻是著名的窮省，地方財政困難，有錢人不過是極少數煤老板而已，山西因煤而興，因煤而困，在這個意義上，當前山西提出必須轉型發展，必須走獨立自主的跨越發展之路，國家也把山西視為中部崛起的抓手，2010年出臺了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政策，而今天山西要力爭在煤炭轉化、環境保護、文化遺產的大發展方面走在全國的前面，通過走新的發展道路，“再造一個新山西”，可以說：中部地區崛起，山西轉型就是我們科學發展的真正攻堅戰。必須看到：山西的崛起面臨的困難是很大的，資源、體制和機制的制約非一日之寒，但我們也要看到：困境中的山西更是奮發有為的，今天的北京不再沙塵暴頻發，這首先要歸功于山西人民、特別是處于風暴口上的右玉這個小縣的人民，歸功于他們十多年來愚公移山改造荒漠的人間奇跡。現在某些輿論動輒指斥山西，這是沒有戰略眼光的，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要為今天的重慶、新疆、山西走新的發展道路加油，為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奮力推進科學發展吶喊助威。
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關乎天下興亡，今天說這話其實一點都不過分。全國支持中西部發展，如果是真抓實干，那首先就要求我們的公共財政模式，真正向著“公共化”、“均等化”這個偉大目標邁進，通過改變那種中西部的資源、資產被嚴重低估的狀態，從而大幅度的減少地區間人均財政收入的差異。一個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為其勞動、資源和土地所決定，而是為其所處的地區的“級差地租”所決定，如果一國之經濟，不是為其國土、資源和勞動所支配，而是為地租和房產價值所支配，這種發展模式，是與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的。因此，強調公共財政均等化，并不是簡單地公共財政“均貧富”，而是要把國家財政建立在國土、資源和各民族、各區域人民的大團結的堅實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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