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重點】
插手民事、經濟糾紛或報復陷害、敲詐勒索
《規定》明確了檢察機關對不應當立案而立案進行監督的條件、范圍和程序。由于立案只是啟動偵查程序，具體到個案，情況比較復雜。為了不影響正常偵查活動，檢察機關對不服立案的投訴的處理，應當突出監督的重點，即主要監督那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不應立案而立案的情形，對于一般執法不規范的投訴，可以移送立案的公安機關處理，以使公安機關及時自行糾正。
【監督程序】
檢察機關可以詢問辦案人員
《規定》第七條明確了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的時限、內容和形式，以保證立案監督落到實處。
《規定》第八條則明確了檢察機關開展立案監督的調查職責，并對調查的方式和公安機關配合調查的義務提出要求：檢察機關進行調查核實，可以詢問辦案人員和有關當事人，可以查閱、復印公安機關相關法律文書和案卷資料，公安機關應當配合。
同時該條和第九條明確了檢察機關糾正違法和公安機關進行糾正的具體程序和期限：檢察機關經調查核實，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成立的，經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或撤銷案件。公安機關應當在收到檢察機關《通知立案書》后十五日以內立案，對《通知撤銷案件書》沒有異議的應當立即撤銷案件，并及時向檢察機關反饋。
第十條則新增了公安機關對通知撤案決定不服的，可以提請檢察院復議、復核的程序。這樣規定，既有利于增強立案監督的剛性，又體現了公、檢之間的相互制約，有利于保證立案監督的準確性。
“別看這個規定針對的是立案，似乎是一個小小的環節。實際上，它與5部委頒布的‘兩個規定’相互銜接，具有同等重大的意義。”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樊崇義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獨家采訪時所說的“這個規定”，是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不久前聯合印發的《關于刑事立案監督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這一規定將于今年10月1日起開始試行。
立案是一項權力。當權力失去監督，就會出現權力濫用甚至引發腐敗。由此，公安機關在行使立案權時不能不受到制約和制衡
“我查閱過規定出臺后的所有相關報道。”樊崇義對記者說。
上世紀90年代開始，樊崇義一直以刑事訴訟法專家的身份參與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作，1996年刑訴法修改時，樊崇義是修改建議稿的主要成員之一。
談起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關于刑事立案監督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年逾70歲的樊崇義告訴記者，“1996年修改刑訴法時，對當時立案監督存在的問題提出檢察機關有權監督，但對這個問題的解決還不完善”。
據了解，近年來，中央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核指標更加細致、更加具體化，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在應對刑事案件高發的強大壓力時，考慮到避免影響當地綜合治理的考核政績，延續了長期以來片面追求低發案率、高破案率的做法，不僅在刑事立案處理上采取“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甚至不惜“有案不立”、“立而不偵”、“立而不究”、“以罰代立”等等，以避免刑事案件高發而破案率低下的事實變成統計數據向上呈報。
事實上，一些地方統計出虛假的低發案率、高破案率數據，掩飾不了當地社會治安的混亂狀態，不僅群眾沒有安全感，而且上級公安機關也無法準確地掌握社會治安的真實情況。更大的危害在于，公安機關如果不能有效地打擊懲治犯罪，勢必釀成犯罪態勢的進一步惡化。
“該立案的不立案，不該立案的立了案，一些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的事情時有發生。”在樊崇義看來，這不僅干擾了當地正常的經濟發展秩序，而且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貶損了黨、政府以及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從理論角度看，樊崇義說：“立案是一項權力。當權力失去監督，就會出現權力濫用甚至引發腐敗。由此，公安機關在行使立案權時不能不受到制約和制衡。”
從制衡或制約權力的角度來評價《關于刑事立案監督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樊崇義的個人觀點是：這一規定是在中央政法委司法改革整體布局的推進進程中出臺的，體現了解決司法職權優化完善和合理配置的指導思想，它不僅強調對刑事立案有權監督，更細化了如何監督、怎樣監督，在比較全面的制度總體設計中貫穿了打擊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偵查權與法律監督權相互配合、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案件質量與效率相互統一、有錯必糾等理念。
這一規定的出臺，將過去抽象、籠統的“法律監督”具體化，并使其具有操作性，制度設計者把可能出現的情況都考慮到了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關于刑事立案監督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第六條中羅列著如下行為：
違法動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經濟糾紛；
辦案人員利用立案實施報復陷害、敲詐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違法立案情形；
已采取刑事拘留等強制措施或者搜查、扣押、凍結等強制性偵查措施，尚未提請批準逮捕或者移送審查起訴的。
試行規定第六條還規定，人民檢察院經審查，有證據證明公安機關可能存在上述情形，“經檢察長批準，應當要求公安機關書面說明立案理由”。第十二條又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監督過程中，發現偵查人員涉嫌徇私舞弊等違法違紀行為的，應當移交有關部門處理；涉嫌職務犯罪的，依法立案偵查”。
仔細閱讀整個規定條文后，樊崇義肯定這一制度設計有如下優點：
建立立案信息通報合作機制、接受人民群眾對有案不立的控告程序、接受人民群眾對不該立案而立案(特別是對非法立案行為)的控告程序、公安機關有責任和義務說明立案或不立案理由的規定、賦予檢察機關對立案或不立案有調查權和偵查權、規定公安機關接到立案或撤銷案件通知后有15天辦理時限、賦予公安機關同級復議以及向上級申請復議和復核的權利、細化查辦和督辦程序、違法立案或不立案要追究刑事責任、法律文書移送程序等等。
歸納上述諸多優點后，樊崇義給出評價：“這個規定明確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權力和權利，有措施、有程度、有效力，還有制裁。”
樊崇義感慨地說，“別看這個規定針對的是立案，似乎是一個小小的環節。實際上，它與5部委頒布的‘兩個規定’相互銜接，具有同等重大的意義”。
《法制日報》記者就同樣問題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
顧永忠認為，這一規定的出臺，將過去抽象、籠統的“法律監督”具體化，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制度設計者把可能出現的情況都考慮到了。比如：針對公安機關有案不立或不該立案而立案的情況，既考慮到如何能讓當事人一方行使權利進行投訴、控告，也給公安機關說明理由的機會，最后還有解決投訴的硬性措施。
“應該說，這一規定對那些反映或投訴立案問題的當事人、律師、企業法人，或行政執法機關提供了一個法律依據。”顧永忠說，過去反映或投訴公安機關有案不立時，只有抽象的依據，沒有具體依據，這次不僅對有案不立行為有了具體依據，還擴展到對公安機關不該立案而立案、甚至違法立案的行為，與此相關的反映和投訴也有了具體依據。
據顧永忠介紹，一些地方的檢察機關曾高舉法律監督的大旗，卻在現實中因種種復雜情形而常常碰壁，很難將法律監督真正落實到位。當檢察院收到當事人對公安機關有案不立的投訴時，知道難以行使法律監督職責，就出現了推諉拖延的情形。
“這次不一樣了。”
顧永忠說，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發文后，制度上曾有的障礙被打破了，群眾可以依據這一規定去反映或投訴，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不能再推諉，必須依照明明白白寫下的規定條文去做，因為這一規定上蓋上了這兩個部門的大紅印章，代表著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的共識和執行決心。
倘若有公安機關拒絕、抵制、不服立案監督；倘若有檢察機關以監督者驕橫處事，勢必影響當地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有專家在肯定這一規定的積極意義時，也提出疑問：好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不能落實到每個執法者的行動中，不能變成社會現實，那僅僅是紙上空談。
談到這一規定如何在現實中落到實處、對這一規定有什么樣的期待，顧永忠說自己期待著執行層面的效果。
“但是，這一規定是由最高檢、公安部兩家蓋了各自的大紅印章，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下發的。”顧永忠說，你拿紅頭文件到下面去，基層執法辦案人員起碼不敢公開抵制。
顧永忠認為，由于立案監督涉及到兩個部門，一方是監督機關，一方是被監督機關。恰恰是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兩家共同發布這一規定，實際上為檢察機關順利行使法律監督權清除了制度障礙。
聯系到一些地方的檢察院對當地公安機關有案不立的情況難以行使法律監督權的情況，顧永忠說，“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有新意”。
樊崇義坦言，倘若有公安機關拒絕、抵制、不服立案監督；倘若有檢察機關以監督者驕橫處事，勢必影響當地司法機關的公信力，甚至殃及到當地黨和政府的形象。
“既然立案規定涉及兩家執法部門，檢察機關、公安機關雙方都要明確這樣一個重要觀念。”樊崇義說，“要解決好立案監督權力的制衡和制約，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兩家無論領導還是普通干部，都要擺正意識、端正態度，無論誰手中的權力，都是人民和國家所賦予的，這是無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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