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中國未來的第二份報告中，世界銀行專家的態度既樂觀又謹慎。他們發現，改革開放之初，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按實際購買力計算大概是中國的10倍，而且今后大概每年還將遞增至少2%，也許3%。中國要在2050年趕上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必須每年遞增至少5.5%，也許6.5%。“這種高速增長，在其他國家尚屬罕見。1960-1982年，除了幾個盛產石油的小國以外，只有兩個發展中國家（地區）的人均收入每年遞增率達5%——韓國每年遞增6.6%，希臘每年遞增5.2%。只有日本一個國家，毋庸置疑地從一個經濟落后的地位趕上了發達國家。”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無法預測，作為人口第一的貧窮大國，中國能否成為“罕見”國家的一分子？實現的路徑是什么？如果真正實現了這個目標，又會給世界帶來何種影響？
80年代初，幾名外國記者在對中國微觀考察后，發現現實狀況令人沮喪。
重慶煉鋼廠當時還在使用140多年前的機器。一名日本記者發現，這家年產30萬噸原鋼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其中，那臺140多年前英國制造的蒸汽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那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著機器上的標牌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1978年7月，《華盛頓郵報》記者杰伊·馬修斯獲準參觀中國桂林的一家工廠。在這篇題為《盡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報道中，馬修斯寫道：“同中國的大多數工廠情況一樣，桂林絲襪廠的工人看起來并不是干勁十足的。……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閑聊著。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3名女工同正在旁邊桌上的另外3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著雙手坐在那里，好奇地向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里，只有1名女工干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最后馬修斯斷言：“這種松松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但是，2007年底國家統計局公布近30年來我國國民收入的數據，國民收入由1978年的人均340美元，提高到了2006的人均1740美元，平均增長率達到了5.584%。這個數據正好達到了世界銀行追趕發達國家的要求。
很多經濟學家將這個“奇跡”歸功于中國的快速工業化以及由此推動的城市化。僅在十余年時間里，中國已經徹底告別了短缺經濟，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成為“世界工廠”。尤其是2003年以后，中國重新啟動的第二輪重化工業，在裝備制造、造船、資源、鋼鐵、新能源等領域形成了與寡頭抗衡的力量，獲取了高額利潤。這使得現在的美國和歐洲談論應該如何面對來自中國的沖擊，就如同1990年初他們談論日本一樣。
中國的企業家們也曾興奮地認為，他們等到了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即世界重工業向中國大轉移，他們可以利用這種轉型進入更高端領域，為全世界造紙、造鋼鐵、造船、造汽車甚至造飛機。如果中國拒絕這個重新分工的機會，無異于自廢武功。
但恰恰在這改革開放的第30個年頭，作為拉動中國這架大車最重要的引擎——“中國制造”卻陷入了一種復雜的境地。
一方面，在中國商品沖擊下，各國制造業受到致命挑戰。在很多領域，中國企業都在不斷挑戰成本極限，無論服裝、鞋帽還是新能源、汽車和醫療器械，只要技術壁壘被打破，總能找到便宜至少30%的中國商品。中國企業的崛起把全球競爭的殘酷性推到了極致，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競爭的格局。它帶來的問題是，中國制造的發展模式，能否實現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向技術與品牌優勢的轉化？而跨國公司們，能否適應這個更快、更便宜、更殘酷的競爭規則？
另一方面，巨大的需求與不斷膨脹的制造能力，不斷推高石油、鐵礦石、土地等資源價格，加速了全球通脹。馬修斯們于是關注的不再是中國的速度，而是擔心中國的全面工業化究竟會“吃掉”多少資源。高速工業化也同時給環境帶上了沉重的鐐銬，水污染、空氣污染以及沙漠化在吞噬著幾十年來環境保護的成果。對于僅僅進入到工業化進程中段的中國，至少還有15年工業化的路程，重化工業仍舊是主要的動力之源。那么，高耗能發展模式能否順應低碳經濟的潮流，并迅速跨越到新型工業，成為人們需要解決的難題。
實際上，中國要面臨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全面提高13億人的生活水平，并在短短幾年內走完別人在幾百年內走過的工業化道路。由此占世界23%的中國人口，勢必要使目前總量才7億人、占世界人口11.6%的發達國家恐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經濟顧問斯蒂芬·格利茨說：“中國已經走出改革開放的淺灘，正站在大河中央，選擇彼岸的到岸位置。”他們意識到：像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不斷高速發展，不僅使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緊張，更使商業競爭加劇，全球財富與利潤亦將面臨重新分配。
這本質上是一場全球化的沖突，中國的難題就是世界的難題。“中國制造”由此必須在國內與國際、發展與資源的雙重壓力下尋找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