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對外國語的最初印象來自電視上的外語教學節目。
當時我也就六七歲吧，一個外語單詞都不認識，卻可以坐在電視前，一動不動地看完整個節目。吸引我的，不是別的，而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外國人居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一套發聲系統，像我們一樣自由地交流。我非常好奇，他們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
我的好奇心直到上初中才得以滿足。不過在此之前，我姨媽家的表姐先我開始學習英文，偶爾會教我一兩個單詞。我印象最深的便是Christmas這個詞，其實當時并不大清楚所謂的圣誕到底是什么樣的節日，是這個詞本身的讀音讓我難忘，以一個摩擦音開頭，然后卷舌，最后閉嘴，中間穿插著兩個“嘶”音，實在是好聽。
二
十一歲的時候，我終于上了初中，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因為我也要開始學習英文了。
我清楚地記得我的啟蒙老師叫呂繼華。她長得白白凈凈的，身材算得上高大，頭發卻很稀疏，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幾乎每天都不重樣，尤其是夏天。教我們那年，她還十分年輕，只有二十歲的樣子，剛剛從中專或中師畢業，對教育事業充滿希望和夢想，書教得相當認真，我們有幸成為她的第一批學生。
然而，我最開始卻并不是一個好學生。我的很多同學在升初中之前的那個暑假，參加了英文熱身班，一入學就比我高出一大截，這讓我很難過。我的同桌葉濤，是個留級生，臉上有一道明顯的刀疤，目光顯得桀驁不馴，心事重重卻并不喜歡與人交流，顯得早熟。盡管如此，我還是非常崇拜他，因為每次英文考試，他都是90多分，而我往往只有60多分，好一點的話，70多分。
這種狀態持續了整整一個學期。有一次老師叫我起來讀課文，我剛一開口，同學們就哄堂大笑，連老師都忍不住笑了，可以想象我當時的發音是多么糟糕。我對自己很失望，對英文也很失望。我被英文的發音和文法完全弄糊涂了。我想，也許我不是學語言的料。
三
到了第二個學期，我們開始學習國際音標，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英文的發音原來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以前考試的時候經常有“下面哪一個單詞中的a與其他三個發音不同”這類題目，我都是瞎猜，有時候甚至靠數這個字母在單詞中出現的先后順序來判斷。學了音標以后，我覺得豁然開朗，原來只要記住一些基本的原則，這類題目就很好做了。
在此之后，老師開始講句子的成分。說實話，在此之前，我連中文當中如何區分主謂賓定狀補都不知道，更不用說英文了。可以想見，很自然地，我又陷入了痛苦當中。可是因為有了學音標的經歷，我就覺得不能輕易放棄。我仔細地看書，聽課，然后終于，在老師早已講完句子成分之后的某一天，我醍醐灌頂，頃刻間什么都明白了。然后，我又觸類旁通，很快弄明白了中文里的句子成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語音和文法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之后，我的成績直線上升。老師教得認真，我也學得認真，常常能考到和葉濤同樣高的分數。我對英文的興趣又被重新點燃。就這樣，我從此告別了英文差生生涯，進入優等生行列，并且再也沒有回頭。
四
大概因為呂老師是新手，到了初三畢業班，我們就換了一個老師。我一度有些傷心，不過又有什么辦法呢。
新老師叫董榮，胸前戴著十字架項鏈，應該是個基督徒，比呂老師年紀大些，顯得成熟，也更嚴厲。這個老師的教學方法與她的前任有很大不同。初三一上來，就領著我們唰唰唰學完了整本書的生詞，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一課一課地學。坦白地講，我不大習慣這樣的教學方式。
死記單詞從來都不是我的強項，直到現在依然如此。我的很多同學和同事都曾經背過GRE紅寶書之類，我從來沒有。大學期間曾經買過一本類似的書，似乎叫做《星火記憶法》，結果剛背完A打頭的單詞，我就放棄了。后來大學畢業，同學的一本托副詞匯留給了我，我試圖像同學那樣背單詞，結果又重蹈覆轍，大概B打頭的單詞都沒有背完。
董老師其實是一個相當和藹的人，她表面上的嚴厲掩蓋了她的溫厚。我很快適應了她的教學方法，學習成績進一步提高，不僅在班上名列前茅，在整個年級六個班上也都算佼佼者。后來中考的時候，正好是董老師帶我們去參加考試。我不知道為什么，非常緊張。董老師安慰我，說我是最不用緊張的一個。結果也證明她是對的，我的英文考了95分。
高中三年，我都沒有見過董老師。不過后來上了大學，有一年寒假回家，竟然在大街上碰見她，當時她騎著自行車，沒注意到我。我叫她，她看見是我，有點喜出望外。我向她問好，她問我考到哪個大學。我告訴她鄭州大學，她明顯有些失望。我知道，她對我的期望遠比鄭州大學更高。
五
我以班上總成績第三名考上了本地最好的高中。第一節英文課，就是摸底考試，我到現在依然記得是油印的考卷，散發著濃重的油墨氣味。我們剛剛升入高中，還處在興奮狀態，根本沒把這次考試當回事，還互相說說笑笑。老師看樣子也沒把它當回事，根本不監考，說讓我們自覺，這次考試只是為了了解大家的基礎如何。過了幾天，考試結果公布，我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
高中階段我們一共有三位英文老師。第一位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士，我對他印象不深。第二位是一個年輕的女士，人挺好的，教得不錯，后來考上了研究生，走了。第三位是一個高度近視的老頭，人相當和藹，帶著玻璃瓶底厚的眼鏡，喜歡練氣功，經常跟我們宣講氣功的好處。有一次，他連續缺課好多天。回來之后，說是視網膜脫落，去鄭州治病去了。有同學跟他開玩笑：“老師你不是練氣功嗎？”他寬厚地笑著說：“氣功也有失靈的時候啊。”
大約好學生總是容易得到老師的寵愛，我的英文老師對我都不錯。不過高中三年，基本上是在考試中度過的。雖然我每次都能考出不錯的成績，但是我對英文的興趣幾乎被消磨殆盡。當然，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中國式英語教學的一個好處，就是給我打下了扎實的語法基礎。中學六年，基本上除了語法和詞匯，我們沒有學任何別的東西，再學不好，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很多人批判中國英語教學方式，我當然也認為教學方法確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對于那些因此走到另一個極端，也就是極度強調聽力和口語而完全不管語法是否正確的教學法，我也是相當懷疑的。對于我來說，堅實的語法基礎是至關重要的。能聽懂別人的話，開口講英文，當然是好事，但如果講出來的都是文法錯亂的蹩腳英文，而自己還壓根不知道錯誤在哪里，也是同樣可悲的事情。
我后來做了職業翻譯，常常遇到法律條文要翻，而法律英語又是出了名的讓人頭疼，常常一整個段落就是一句話。要翻好這樣的文件，必須有深厚的語法基礎，才能從繁冗的句法結構中抽出主干，正確理解原文的意義，進而完成翻譯。
六
高一的時候，我就決定大學要報考外語類。猶記得文理分科前夕，學校貼出通知，說以后想要報考外語類的，必須選文科。后來事實證明并不是這樣，我研究生有些同學就是理科生。不過鑒于高中時代我的物理化學都不好，選文科也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我爸爸一直希望我能像我的叔叔們那樣做醫生，擔心我學文科找不到工作，因此要我學理科。我從小體弱多病，看醫生是家常便飯，長大后一進醫院就要腿軟的，哪里拿得了手術刀，所以堅決地拒絕了爸爸的提議，他老人家自然很不高興。
后來高考結束，我考得并不十分理想。英文雖然是我五門功課考得最好的，但與我期待的分數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政治和歷史這兩門文科課程更是考得一塌糊涂，幸好語文和數學考得差強人意，所以總分還是勉強夠了重點大學分數線。報志愿的那幾天，爸爸碰巧在外地出差，我就擅作主張，第一志愿報考了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學英語系，并同意調劑到日語系（我不介意學一門新語言）。17歲之前我從來沒出過遠門，對于地理上的距離沒有任何概念；加上整個青春期與父母相處得也并不是很好，所以當我終于有機會離開家門遠走高飛時，我選擇了千里之外的云南。不知道當時為什么特別喜歡西雙版納（大概只是因為名字比較獨特），以為這個地方和昆明很近，上學期間可以方便地去西雙版納旅行，多么天真的想法！我的同學也慫恿我，說以后可以找我一起去玩。若干年后，我真地去了昆明和西雙版納旅行，對兩個地方都無比失望，很慶幸自己沒有被錄取。
我爸爸回家后聽說我報了云南大學，氣得半死，拿著報考院校名單研究了好幾天，選了幾所他心目的好學校，可是已經太晚了。因此，后來得知我的第一志愿云南大學沒有錄取我，我爸爸開心得不得了。我在第二志愿隨便填了本省的鄭州大學，本來以為第一志愿落空，第二志愿應該也沒什么希望了。我卻很幸運地被錄取（因為我的語文和英語成績還比較高），免除了我復讀的命運，所以我也就平靜地接受了現實，并沒有感覺太失落，畢竟鄭州大學在河南還算是最好的了。
七
十七歲暑假結束，我背上行囊，北上去了鄭州，從此開始了獨立生活。
在短暫的不習慣之后，我很快適應了大學生活，并且感到如魚得水。這一方面是因為從剛從高三的地獄中解放出來，心理壓力沒有了，而課業并不太重，我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譬如看小說；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學了自己喜歡的專業，從前很厭惡卻不得不學的一些科目現在都不用再學了，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英文上，而英文又被分成聽力、口語、精讀、泛讀、語音等各種更細的課程，讓人耳目一新，我一度被考試澆滅的對語言的熱情又死灰復燃。
不過，剛一入學，我還是碰到了跟剛上初一時相似的問題，那就是我的一些同學們在高中已經學過聽力口語之類的課程，而我在大學之前連語音室都沒有進過。老師放磁帶，那些同學已經能夠百分之百地聽懂，而我只能勉強聽懂幾個單詞，這給了我一些壓力，不過我相信只要我努力，總有一天我可以趕上他們，因為大學不是100米200米跑，大學是馬拉松；再說也不是所有的同學都能聽懂，也有很多跟我一樣剛剛接觸聽力課的同學。
在老師的推薦下，我買了一個索尼隨身聽和一個德生收音機，隨身聽用來聽磁帶，收音機就用來聽美國之音(VOA)。印象中，那個隨身聽似乎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更多的時候都被我拿來聽歌了，到我大三或是大四，隨身聽出了問題，我也懶得修，就扔掉了。那臺收音機現在還在，被我爸爸拿去了，放在老家，有時候他還會打開聽無線電廣播。我對這臺不到50元的收音機，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在大學的前兩年，我幾乎天天都拿它聽VOA，遇到不認識的單詞就查字典，并且抄在我的單詞本上。我的大多數同學也跟我差不多，一到晚自習，整個班上人手一臺收音機，到處都是銀白色的天線，蔚為壯觀。我從最開始的慢速英文(Special English)，聽到后來的正常語速的新聞，兩年間不知花了多少個小時在這臺收音機身上。也正是這兩年的堅持，讓我的聽力有了質的飛躍，同時也大大增加了我的詞匯量，擴大了我的視野。等到大二結束，我早已經趕上并超過從前領先于我的那些同學了，期末考試常常能考到全年級第一。
當然，有時晚上熄燈后，我也拿收音機聽當地的中文節目，往往聽著聽著就睡著了。我當時睡在上鋪，有一次半夜，我的收音機一下子從上鋪掉到地下，嚇了下鋪的同學一大跳。等我把它撿上來時，頻率外面的那層透明塑料殼已經脫離機身。我重又打開收音機，發現還能聽，于是就找來透明膠，把塑料殼重新粘到收音機上，雖然樣子有點丑，但不妨礙我聽。這臺收音機后來讀研的時候又被我帶到北京。因為北京是政治中心的緣故，干擾信號非常強，我那臺簡易的收音機就基本上派不上用場了。不過盡管如此，我也依然舍不得丟棄它，直到我參加工作以后，它還在我身邊。再后來有一次搬家時，我說不要了，爸爸堅持留下來，并把它拿回了河南老家。現在我每年回去看父母，還能看到它。一看到它，就又想起許多溫馨往事，對它的感情，便又深了一層。
八
我的大學同學來自河南各地，說普通話帶著各自不同的口音，有時這種口音也被帶到英文中去。我來自河南最南部，講話帶有南方口音，有些音完全發不準，譬如sh，n和l，甚至是f和h。在這里我要尤其感謝我的精讀老師王云英，她帶著全班同學，從最基本的音標開始，一個一個地糾正。到最后全部學完后，她在黑板上寫下所有音標，然后點同學依次起來讀，然后把每個同學存在問題的幾個音記下來，課下針對每個同學的弱項進行專門指點。正是在她的嚴格指導下，我得以改掉了以前發錯的幾個音，并鞏固了其它的音，為今后講好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任何語言中，口音都不僅僅是簡單的語言問題。更多的時候，一個人的口音，往往能透露出他的出生地、教育背景甚至是社會地位等其它信息。這就是為什么英國上流社會人士都爭相模仿皇室口音(Queen’s English)。英國廣播公司(BBC)以前都只招聘講純正RP(Received Pronunciation)口音的播音員，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接受帶有蘇格蘭或威爾士口音的人士，但相比較而言，他們的人數要少的多。很多人喜歡收看或收聽BBC節目，固然因其節目制作精良，但同時也因為其口音十分動聽，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的大學老師，絕大部分都講北美口音的英文，譬如上文提到的王老師就是如此，大約因為她早年曾在加拿大留學。除此之外，我們的幾個外教也全部來自美國或加拿大。在大學四年里，我們的專業課中，有差不多一半的課程是這些外教教的。因此，很自然的，我們也都被訓練成北美口音，或者至少是偏北美口音。大四的時候，我曾經去聽過一場演講比賽，其中有一個選手講的是英國口音，我立即被英國口音的抑揚頓挫所折服，從此開始模仿英國腔的歷程。到我工作時，有一次跟一個鹽湖城來的美國人一起工作，我們剛聊兩句，她就說：“你講英文帶有英國腔！”我還滿自得的。現在我已經好多年不聽VOA了，倒是常聽BBC，希望有一天能夠講一口BBC腔調的英文。
語音語調就像是一個人的面孔，常常決定著一個人給別人的第一印象。我在各種不同場合聽過很多人對CCTV9“對話”節目主持人楊銳的評價，大部分都是負面的。其實真正懂英文的人，都知道他的英文功底要比另一個田姓主持人深厚得多，可是就因為他的英語帶有濃重的中國口音而遭人詬病。我在工作過程中，也碰見過許多翻譯，翻得不錯，就是發音很不好，聽了讓人很不舒服。我很慶幸，在我的大學時代，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能夠遇上一個好老師，這是我一生的幸運。
九
念大學以前，我是一個十分害羞的少年。家里來客人我都盡量回避，實在回避不了，就隨便打個打招呼，媽媽覺得我不懂事，總是責怪我。進了大學，看到高年級的同學在各種活動上口若懸河，落落大方，英文中文收放自如，內心羨慕不已。不過，我也就臨淵羨魚而已，并沒想過退而結網的事。
真正讓我覺得必須結網是在一次座談會之后。剛入學的時候，我們輔導員時常會找些比較優秀的師姐（印象中我們上面那兩屆好像根本沒有學習好的男生）跟我們座談，幾個新同學圍著一個師姐嘰嘰喳喳，師姐作為過來人替我們答疑解惑。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問：“總是不好意思張口講英文怎么辦？”師姐說：“要知道，我們學英文的，以后就要靠這張嘴吃飯，你怎么可以不張嘴？”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我。那個時候剛入學，工作的事情還不在我的日程上，不過我已經隱隱約約地意識到，我這一輩子，很有可能向師姐說的那樣，要靠這張嘴吃飯了。我想我必須開口講英文，——心理障礙就這樣瞬間突破。
我開始不滿足于每周一次的口語課了，課間也會跟同學用英文聊天。到了周末，還會跟同學結伴去學校旁邊的綠城廣場英語角去練英文。記得那里有一個小姑娘不到10歲，已經可以講流利的英文，讓初來乍到的我自慚形穢。后來外文系樓下有了一個更大的英語角，我就不怎么去綠城廣場那個了。外文系樓下的英語角是在每周五晚上，在忙碌的一周結束之后，沒有比去英語角更好的放松方式了。我一吃完晚飯，就雷打不動去那里找人聊天。如果說前面兩年我去英語角的主要目的還是練習英文的話，后面兩年去那里，更多的則是為了聊天本身，因為我在那里認識了一些好朋友，每周五晚上是我們固定的約會時間。我跟這些朋友保持了長久的友情，一個商學院的師兄，一個法學院的師兄，一個澳大利亞留學生，到現在還跟我保持聯系。我們聊學習，聊生活，偶爾也聊愛情，一個晚上不知不覺過去了。到最后夜已闌珊，人們漸漸散去，我們仍意猶未盡，直聊到宿舍快要熄燈才戀戀不舍地道別。我的很多個周五晚上，就是這樣度過的。
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懷念那段單純美好的時光。印象中，在鄭州這樣的二線城市，人們對于知識的渴求反而似乎更加迫切。等我畢業的時候，外文系樓下的那個英語角，規模已經相當龐大。反而是后來到了北外，發現北外的英語角小的要命，參加的人大部分還都是外校的或者社會上的，北外學英文的學生似乎根本不屑參加，這讓我深感失望。
十
從大一下學期開始，我就開始靠英文賺錢了，當然賺的都是小錢。跟很多大學生一樣，我主要是靠做家教掙零用錢。
我的第一個家教是系里推薦的，教城西一個即將升初中的六年級小學生英文，每周兩次。因為是初學者，所以比較容易教，小孩也進步得快。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時，我激動得要命，揣著200塊錢，覺得自己攜帶了一筆了不起的巨款，回程的路上，把腳踏車登得飛快。快到學校的時候，花1塊錢買了一根天冰香芋葡萄雪糕犒勞自己，從嘴里一直甜到心里。這個小孩升初中之后，我就沒再教他了，不過暑假過后我有打電話給他父母，問他升初中考試考得如何。他父母說他英文考得很好，將近滿分，但是語文數學考得不理想，最后沒能考上理想的學校，我一方面為他遺憾，另一方面也對自己的教書能力有了一點自信。
后來又斷斷續續教過好幾個學生，其中教得比較長的，只有一個鄭州外國語中學的學生程穎毅。我從大二開始教他，每周一次，直到考上研究生離開鄭州。我剛開始教他的時候，他13歲，剛上初一，我19歲。這個少年腦袋瓜十分好用，不過因為剛開始接觸英文，跟我當初一樣，被英文和中文之間的巨大差異搞糊涂了。基于本人當初的經驗，我就著重講兩點：一是國際音標，二是句子成分。剛開始進度比較慢，不過一旦把這兩個重點掌握了，進度就開始明顯加快。我于是就開始給他講一些課本之外的語法知識，他往往也能很快接受。到最后，常常發生我準備的內容不夠用的情形，因為他實在太聰明，我計劃花一個小時講的東西，結果不到半個小時他就全明白了，搞得我頗有些尷尬，而他有一陣子似乎也對我有些不耐煩，大概覺得我耽誤了他的時間。不過，總體而言，我們的關系還是相當不錯的，他父母對我很好，我一直心懷感激。我離開鄭州的那年，正好他中考，英文考了全班第一，順利進入外國語中學的高中部，我感到欣慰。來北京后，我們繼續保持聯系，但是研究生兩年聯系不是太多，后來工作之后，重又頻繁起來。很遺憾，他高考成績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選擇了去澳洲留學。他媽媽帶他來北京體檢的時候，我們又見了面，那時候他已經19歲了，跟我當初教他的時候一樣大。這幾年，他每次從澳洲回國，只要我在北京，都會在我家小住幾日，跟我儼然已經是老朋友了。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的外教Amy把我介紹給了一個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專家，幫他翻譯一些有關黃河治理的資料，同時帶他妻子和小寶寶去公園溜達，幫助她與中國父母交流育兒心得。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做翻譯，因此印象深刻。暑假大部分同學都回家了，我在教室里抱著幾本大字典，花了好多天才把那份資料搞定，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做翻譯的難處。因為沒有電腦，最后還是請打字員幫助打出來的。那個時候，我任何翻譯技巧都不懂，翻出來的東西肯定不怎么樣。不過幸好那位專家懂中文，最后會對我的譯文進行潤色。跟她妻子逛公園對我來說相對輕松，只需要翻譯他跟中國父母之間的對話，不過也還是會碰到難處。譬如有一次，一個中國人談到孩子缺鈣的問題，我卻一時想不起鈣在英文里怎么說，只記得在化學元素中縮寫是Ca。好在外國人立即明白我說的是Calcium，沒有搞得太尷尬。還有一次，我們看到一個老者用粗毛筆蘸水在水泥地上專注地練書法，外國人問：“Does this feel like meditation for you?”在我的大腦中，meditation就是冥想，于是就直接翻成：“你這么寫字是不是跟冥想感覺差不多？”那個老者疑惑地看著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說什么。現在回過頭來想想，覺得自己真是可笑。meditation固然是冥想的意思，可是顯然用錯了地方。對于公園里的閑聊，“冥想”這個詞是太過文縐縐了，老人當然聽不明白。換作現在，我大概會翻譯成：“大爺，你這么練字是不是跟佛教里的坐禪感覺差不多？”他保準能聽得明白。
在大學里做兼職工作，第一個意義當然是讓我部分地自立起來。雖然還是要靠父母幫我掏學費，但依靠獎學金和兼職工資，我已經差不多可以養活自己，可以買些自己喜歡的書報和衣服。我甚至用暑假里掙的錢給妹妹買了一輛自行車，還給家人買了些衣物。另一方面，兼職也讓我深深體會到賺錢的艱辛。找到一個兼職本已不易，除了少數兼職是系里老師幫忙介紹，大部分時候我們都要靠自己。自己怎么找呢？只能在學校門口舉一個牌子，等待雇主，并跟身旁的同學競爭有限的機會。找到兼職之后，依然要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譬如有的學生很難相處，或者有的父母利用大學生的單純少給工資，諸如此類，我都遇見過。不過其實也沒什么不好，提前知道這個社會是什么樣子，對我們的成長并不見得是壞事。
十一
我念大學那會兒，外文系還很小，專業只有英文和俄文兩個語種。俄文是隔一年才招一次生，我們那一屆碰巧沒趕上，63個學生全部都學英文。
我一開始還頗為沒能考上更好的大學而耿耿于懷，到后來也就漸漸釋然了。學校的名氣固然重要，因為學校的名字會跟隨我們一輩子，可是跟學校的名氣比起來，有沒有學到真才實學是更為重要的。如果能夠一舉考上名牌大學，當然是可喜可賀；然而如果因為各種原因沒能考上名牌大學，也不必自怨自艾。只要老師認真教，學生認真學，結果都是一樣的，除了學校的名字。
我們學校的師資力量也許沒有辦法同某些名牌大學相比，但是我們的老師大都非常敬業，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其實我覺得本科也還是打基礎的階段，只要老師的知識足夠教學生就可以了，沒必要一定是博士才行。比他們的學位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否具有敬業精神。我應該算是很幸運，雖然沒有能進入一流大學，但是卻有幸碰上了一批敬業的老師。沒有他們，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我。
由于我們本身不是一流學校，老師和學生都非常謙卑，不會目中無人。老師很顯然也意識到學校的名氣可能對學生的未來產生影響，因此非常鼓勵我們考研，每年都會找上一屆已經考上研的同學跟下一屆即將考研的學生交流經驗。多年下來，外文系形成了考研的風氣和傳統，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畢業生考上研究生，其中很多都是北外上外之類的名校。
大二下學期我就買了一本《考研圣經》,考研的決心是很早就下了，至于考哪個學校我卻一直搖擺不定。本科在綜合性大學上的，深深感到外文系作為少數族群的孤獨；研究生的時候，就想找個專門的外國語學校，可是全國范圍內就有北外、上外、廣外、外交學院等多個外語院校，看上去哪一個都不錯，實在讓人舉棋不定。我找來各個學校的考試題目，發現北外的題目最適合我，基本沒有客觀題，大部分都是翻譯和閱讀，要求考生有深厚的語言功底和百科知識才能得到高分，而其它院校往往都要考詞匯和語法結構這種我覺得很低級的題目。再有就是北外畢竟是國內資格最老的外語學院，名氣也是最大的。我高考考得不夠理想，而北外當時也不通過高考這種正常渠道在河南省招生，只在鄭州外國語中學招少數幾個學生，往往還都是小語種，所以即便我考得很好也還是上不了。現在終于有機會上雪恥了，我想。
雖然確定了北外這所學校作為我的目標，可是具體選哪個院系的哪個專業，我又開始躊躇了。北外除了英語學院招研究生之外，高級翻譯學院也招。英語學院又分英美文學、語言學、翻譯理論與實踐、美國社會與文化、英國社會與文化、澳大利亞社會與文化等專業。我本科雖然讀的是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實際上除了課本上的選段，沒有讀過幾本文學原著，對文學了解不多。語言學，在我看來是十分枯燥的一門學科。在我們系，語言學和詞匯學是選修課，可以二選一，我選了詞匯學。除掉文學和語言學，我能選的，只有翻譯和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我先買了幾本美國社會與文化的參考書，又寫信給美國大使館文化處索要美國歷史書（因為我在鄭州買不到），大使館文化處熱情地給我回信，說他們通常不贈書給個人，只贈給外教和大學圖書館，不過從我的信中，他們可以看出我一定會好好地利用這本書，所以破例給我一本，并祝我能夠如愿以償考上北外。我在信中提到北外的時候用的是官方譯法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他們給我的回信上卻直接用的是北外的拼音，可見在美國大使館，北外也是相當有名的。
我接到書之后頗有些興奮，但是讀了前面一部分之后就覺得還是翻譯比較吸引我。當時我有一個比較要好的同學叫劉冰，正準備考北大國際文化交流專業的雙學位，看到我要了一本精美的美國歷史書，也躍躍欲試想要寫信索要。考慮到人家在信中說過“通常不贈書給個人”，她知道再次索要的希望渺茫，不免有些失望。當時我們同學中，包括我只由兩個人決定考北外，我很希望拉她“下水”。有一天，我跟她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你考北外我就把這本書送給你。”沒想到她一口答應了。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只好履行諾言，假裝慷慨地把書送給她了。誰能想到，就是這一本書，改變了我們兩個人的人生軌跡。
我把書送給劉冰之后，就開始把精力轉向翻譯了。英語學院和高級翻譯學院都有翻譯專業，不過英語系側重文學性翻譯，高級翻譯學院側重非文學性翻譯。我一開始傾向于考英語學院，后來又覺得它們的考題太過文學化，不太適合自己，于是復又把目光轉向高級翻譯學院。我們上一屆外文系有兩個師姐考進去（他們那一屆高級翻譯學院招收了16個人，包括保送生，其中有2個公費的，我的一個師姐就是其中之一）。我想也許可以從他們那里打探到一點內部消息和經驗之談。就這樣，在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思想斗爭之后，我把目光鎖定在了北外高翻學院。
十二
就在我已經決定了考北外高翻學院之后不久，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我們系每年有兩個保送研究生名額，一個保送到本系，一個保送到中國地質大學。我原本沒想過自己能夠得到這個資格，因為我每次都是二等獎學金——倒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體育課總是托我的后腿。我從小體弱多病，上學又比同齡孩子早，更顯得比同學要弱小。體育課一直都是我的軟肋。每次上體育課，別的同學興高采烈，只有我內心忐忑不安，生怕在眾人面前丟人現眼。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低得不能再低——能考及格就好。偏偏我大一上學期就沒考及格，害得我不僅要補考，連獲得獎學金的資格都一并失去了。這段經歷曾經讓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宿舍抬不起頭來，覺得同學們都在笑話我。扯遠了，總之，我想說的是，大學四年里，體育課成績大大拖了我的后腿。我們系授予獎學金的時候，是從來不分專業課和非專業課的，所有科目的成績加起來，從上往下排，年級前兩名是一等獎學金，接下來大概五六個是二等獎學金，然后還有十來個三等獎學金。我除了頭一年沒得到，其他幾年都是二等。一等獎學金往往都被女生拿走，她們體育課經常能得到90多分甚至滿分，一下子跟我拉開30多分的距離。我除了自嘆弗如，也沒有別的辦法。正因為如此，最初我根本沒想到保送研究生跟我有什么關系。
原來我有所不知，系里推薦保送生的時候，是不計非專業課成績的，只計算前三年專業課總成績。這樣一來，我的排名一下子飚到年級第一，前文提到的劉冰同學排第二。面對從天而降的機會，我們兩個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原本堅定的心，又開始猶疑起來。其實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們一方面不愿意在鄭州大學再呆三年，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學；另一方面，又對考研的前景有些擔心，不知道自己能否通過這一重大考驗。我打電話跟父母商量，爸爸的意見是千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強烈建議我接受保送，這也不奇怪，他從來都是一個保守求穩的人。媽媽任何時候都堅定地支持我，她說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結果我們兩個還沒有最終決定是否接受，輔導員就找我們談話了。談話的中心思想是，他認為我和劉冰都有實力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研究生，希望我們能夠把保研名額讓出來，給另外兩名代表我們系參加全省大學生英語演講比賽的同學，因為他們為演講比賽付出了太多時間，無法準備研究生入學考試。其實呢，我本來也是傾向于放棄保研的，不過被他這么一說，我又覺得很不舒服。不舒服也沒有用，既然輔導員已經替我們做出了決定，我們唯有接受。當然，我們內心里其實并沒有太計較，畢竟我們都有更遠大的目標，雖然這個目標能否實現，我們也說不準，但是沒有退路了，我們只能竭盡全力向目標進發。
盡管我大二下學期就決定要考研，但其實也沒什么具體的行動。我只是按部就班地把該學的東西學好，反正語言這東西，急也急不來的，踏踏實實地走好每一步才是正道。大山說：“Learning any language is a 10-year project.”深以為然。學語言是慢功夫，不可能突擊的。后來我真正開始為考研準備的時候，幾乎沒有花時間在基礎英語和翻譯上面，全都精力都放在政治、二外（法文）、綜合考試（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國際政治）上了。現在回想起來，大學前三年的生活，我到底是怎么過的，腦海中只剩下模糊的印象；大四那一年，尤其是第一學期，卻十分清晰。那幾個月，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三，每天除了上課，就是為考研做準備。當然，我從來都不是那種特別刻苦的學生。我的一些同學可以從早到晚坐在同一個座位上，以同一個姿勢看同一本書，看到熄燈還不罷休，要再跑到長明教室繼續看，這一點我絕對做不到。我總是看一會兒政治，看一會兒古代漢語，然后再看一會兒法語或者英語，實在看不下去了，就看中文雜志消遣，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注意力的集中，每看兩個小時就要去教室外面走走跳跳，再回來繼續看。有些時候，我一整天都看不進書，就暫時逃離教室，跨上我的破單車，跑到鄭州舊書市場去淘舊書和舊雜志。大學四年我曾經無數次往那兒跑，用很低的價錢淘到很多珍貴的舊版書和過期雜志。不過一回到教室，看到我的同學們都在用功復習，我就不免覺得自責。
在所有的考試科目中，我最害怕的是政治，其中又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和《國際關系》四門課。我每天抱著政治書看啊背啊，都不相信我能在考試之前看完它，那本書實在是厚得出奇。我的同學都去參加各種政治補習班，我舍不得花錢，沒有參加，只買來一本習題集做做了事。除了政治補習班，北外還專門為英語學院和高級翻譯學院的考生開設了一個漢語培訓班（因為我們的綜合考試中有40分的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題目），我更是無法去北京參加，只借了劉冰的筆記拿來看了看。至于法語和國際政治，我都很感興趣，準備起來就輕松多了。
就這樣，從2000年9月到2001年1月，準備了大約5個月之后，到了考試時間。那個冬天很冷，鄭州下了很大的雪，多日不化。上學期結束之后，不考研的同學都回家去了，我們還留在校園，做最后的準備。之前的期末考試我有一門課沒答完就到了交卷時間，因此關于研究生考試，我對自己的要求只有一個：盡最大努力，答完所有題目，至于結果如何，已經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還好，兩天半的考試過去了，一切順利，我完成了對自己的要求，答完了所有題目。北外的考題看上去不多，可是如果管理不好考試時間，也容易出現答不完題目的情況。劉冰恰恰就是這樣，大概她太希望答得完美無瑕，在前半部分花了太多時間，基礎英語一門考試中最后一大篇翻譯（占40分）只答了2/3就被迫交卷了。
考完試回家過年，父母問我考得如何。我說我不可能考得更好了，我已經竭盡全力，如果依然考不上，那只能證明我能力不夠，今后也不會再考了。反正考不上還可以找工作，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早點工作也沒什么不好。當時真的就是這么想的。
十三
我安心地在家度過了本科時代最后一個寒假，回到學校，開始找工作，做兩手打算。
我和劉冰參加了本校的一個大型招聘會，投出去幾份簡歷，也沒抱什么希望。沒過多久，我們兩個都收到了一家留學中介公司的面試通知。這家留學中介公司位于鄭州中心商業區的一幢高層寫字樓里，看上去還不錯的樣子。面試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筆譯，另一部分就是面談。筆譯沒什么難度，就是翻譯一篇留學方面的文章。面談的時候，主管問我近年有沒有留學的打算，我說沒有，他也沒有再追問什么。面談結束后，我和劉冰交流經驗。她說主管也問了她同樣的問題，她也回答說沒有，可是主管意味深長地對她說：“現在沒有，很快就會有了。”過了幾天，主管通知她去實習，我沒有得到通知。
回到學校不久，我腹部出現間歇性絞痛現象，開始沒當回事，后來越來越嚴重，沒辦法只好去醫院，查出有腎結石，醫生要我多喝水、多運動，我遵醫囑行事，但還是沒什么用。英語專業八級考試那天，我痛得下不了床，幾乎無法參加考試，可是一想到一生只有這一次機會，又不甘心放棄。等我好不容易三步一瘸兩步一拐挪到考場，老師已經在發考卷了。我在尖銳的疼痛中完成了上午部分的考試；到了下午，疼痛竟然消失了。
考完之后回到宿舍，聽同學說上外和其他一些學校已經公布考研成績了，我的幾個同學都考得不錯。我就決定也給北外研招辦打個電話問問成績什么時候能出來。我打了一通，占線；又打了一通，還是占線；有點惱火，決定最后再打一次——竟然接通了！我認定自己忙亂之中撥錯了號碼，于是趕緊掛斷，重又小心翼翼輸了號碼，再次通了！我顫抖地詢問自己的成績，研招辦的老師說我總分385，基礎英語80，翻譯76，綜合考試88，二外82，政治59。聽到這個消息讓我喜憂參半，喜的是我的總分相當高，在已經知道分數的同學里面是最高的，通過國家的總成績分數線應該沒有問題。可恨的是，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的政治居然只考了59分（我們宿舍一個跨專業考國際法的哥兒們根本沒看這門課卻考了79分），如果國家對政治的最低分數線劃定在60分，我的所有努力將會因為這一分之差而頓時化為烏有。同學們安慰我說，政治分數線應該不至于到60分，要我別緊張，可是我無法不忐忑。很快，我的腹部又開始疼痛起來，吃止疼片也無濟于事，痛了一整個晚上。第二天，我去醫院做了微波震蕩手術，打掉了一個稍大的石頭，腎里還剩下兩個小的。我在床上躺了兩天之后，康復了。
好在我的緊張和忐忑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國家分數線很快公布了。謝天謝地，政治分數線是55分，總成績分數線是315分，我遠遠超出了分數線，只需等待面試通知。劉冰雖然基礎英語一門只考了60多一點（因為沒答完題目），總分卻也考到360分之高，我衷心為她祝福。
沒料到她的面試還在我之前，比我早了10天。她先于我去了北京，我覺得她肯定沒問題，因為和高翻學院比起來，英語學院的面試淘汰率算是相當低的。她回來那天晚上，我約她一起吃飯。見到她的那一刻，她哈哈大笑，說她沒考上。我見她那么開心，認定她在開玩笑。13個人里面選11個，我相信她肯定不是剩下的那兩個人之一。不幸的是，她正是那兩個中的一個，另一個是山東的女孩。至于原因——如果有原因的話——大概就是因為她基礎英語考得不夠高，而這門課在所有科目中的含金量又是最高的，也是老師最看重的。后來我到了北外，正好跟一個學美國社會與文化專業的學生同居一室，從他那里打探了一些內部消息。他說他們老師偏愛男生，而且跟應屆生比起來，更偏愛有工作經歷的人。果真如此的話，劉冰沒能考上也就不奇怪了。
10天之后，我買了一張最便宜的硬座車票，踏上了去北京的夜火車，心里充滿了期待，也充滿了壓力。
十四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四月中旬的一個清晨，我第一次看到北京的樣子。雖然已是春天，剛走出火車站還是感覺異常地冷。火車停靠在北京南站，離北外相當遠，我一路走一路問，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到了北外。我去找我師姐，她們不在宿舍，大概上課去了。我就繞著北外周圍閑逛，在魏公村那邊找到一個廉價旅館，要了三人房中的一個床位，每天40塊，里面已經住了一個老頭和一個小伙子，看上去都很和善。
晚上我去北外找師姐一起吃飯，她們告訴了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不算保送生，這一屆共有45個人通過國家劃定的分數線，全部都被邀請來參加面試，最后只要21個，而這21個里面只有3個公費生，其他人全部自費。雖然我之前就對高翻學院的面試淘汰率有所耳聞，但絕對沒料到有這樣高，超過50%，這個數字讓我發抖！師姐還告訴我，我在45個人中筆試成績排名第二，但是按照北外高翻學院的傳統，到面試這一關，筆試成績要清零，所有人都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面試成績是終極決定因素，只有兩個人面試成績相同才會比較筆試成績。這絕對不是聳人聽聞，我的兩位師姐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頭一年，她們兩個筆試成績一個380多分，另一個只有350多分，最后兩個人都通過了面試，不過卻是350多分的那個得到了公費資格，另一個380多分的卻要自掏腰包，當時的學費是一年1萬2千塊。
回到旅館，我腦子里亂七八糟的。如果說我以前還夢想著能夠考個公費的，此時我覺得能上個自費已經是萬幸了。如果我也跟劉冰一樣失敗而歸，該如何向父母交待呢，又如何向同學老師解釋呢。同屋的小伙子找我聊天，問我來干什么，我說面試。他說隔壁房間里面有兩個女生也是來面試的。我問他知不知道是哪個學校的，他說不知道。于是我就去隔壁敲門詢問，果然那兩個女生也是來參加高翻學院面試的。我們興奮地聊了起來。從聊天中得知，兩個女生一個姓汪，以前在北京工商大學讀書，后回到安徽一所大學教書，當年已經是第二次考高翻學院，終于得到面試機會；另一個女生姓田，湘潭大學的老師，后來成了我的同學，2006年通過聯合國中文編輯考試，是我們同學里面第一個通過聯合國語言類考試的。跟她們聊了一會兒天，我覺得我的緊張情緒被大大緩解了。于是回到我的房間，洗漱，早早地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又早早地醒來了，心里依然微微有些緊張。我拿了收音機去北外的小花園里聽廣播，拿了一篇文章朗讀，想先熱熱身。之后，我決定給爸爸打個電話。我告訴他，今年來面試的人很多，我很有可能考不上，連自費的也考不上。我想提前給爸爸打個預防針，讓他先有個心理準備，萬一我真地考不上，他不至于太驚訝，而如果考上了，那就是驚喜了。爸爸安慰我說，你去都去了，還想這些干什么，盡量發揮出自己的水平就是了。
面試開始之前，我們被召集到一個教室里休息。同學們嘰嘰喳喳地聊天，既興奮又緊張。有些同學連我們要考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坐在我前面的白燕飛，筆試第一名。面試分為三個部分：視譯、復述、問答。這個程序我是知道的，因為《考研圣經》上有寫，我也跟師姐問過，來北京之前曾經對自己做過些許針對性訓練。
前兩部分在語言實驗室考，每個人有一盤磁帶，我們的聲音會全部錄進磁帶，供老師考核。視譯的材料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總干事的一篇演講。雖然我也做過少量視譯練習，不過因為沒人指導，不知道該拿演講辭做練習，都是拿報紙上的新聞做的，二者有很大區別。此外，當時對聯合國也知之甚少，連UNDP的最高長官Director-General（總干事）中文官銜都不知道怎么說。文章倒數第二段是一個特別長的句子，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該怎么拆開。準備時間只有3-4分鐘，老師說“開始”之后，教室里一下子炸開了鍋，所有的同學都開始講話。我左邊的一個女生講話聲音非常大，有些影響我。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硬著頭皮翻，不記得我當時把Director-General到底翻成了什么，反正除了這個，一路都還算順利，沒有卡殼。到了倒數第二段那個長句，我害怕的事情發生了。我剛開了一個頭，就發現這個句子沒有辦法結束，只好倒回來重新說，結果再次陷入僵局。那個時候一點視譯技巧也不懂，一切都是跟著感覺走。感覺沒了，就只能僵在那里。我大腦一片空白：完了，我肯定考不上了！身邊的同學都還在大聲地翻譯，我沉默了幾秒鐘，看著磁帶依然在勻速前進，沒辦法，只好又第三次向長句發起沖擊，這次很走運，竟然把它順下來了。等我剛翻完最后一個句子，老師就說“停！”。好險啊！
稍事休息，便是第二場，復述。老師放磁帶，我們聽兩遍，邊聽邊做筆記，然后將整篇演講復述出來。這篇演講是聯合國辯論上的一篇發言，講的是誰來監督新聞機構的問題，中心思想是“Who watches the watchdogs?"。我聽得很明白，想著一會復述的時候使用總分總的結構，把邏輯講得更清楚一些，結果真地等到復述的時候，我把這個忘得一干二凈。我們說的每一個單詞都收錄在磁帶里，再想從頭開始已經不可能，這就叫覆水難收吧。我也顧不得多想，就繼續復述下去了。這次我領先了一些，復述完了好一會兒，老師才說“停”。
考完這兩項，我的自信心已經完全崩塌了。有人問我隔壁那個講話特別大聲的女孩考得如何，她極有自信地說：“很好啊！”（事實上最后她沒考上。）我一聽到她這樣說，更加覺得無望。
我們又被帶回先前的休息室。老師給我們每個人編了一個號碼。英文問答部分我們被分成兩組，單號在一個教室，雙號在另一個教室，但是又說1-4號同學不分單雙號，都在同一個教室考。我恰好是5號，也就是說我是分組之后的第一個，心里納悶，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因為前兩項做得都不滿意，我對自己已經不抱什么希望了，到這一環的時候，反而一點也不緊張。
前面4個同學考完之后，6個考官分成兩組。老師帶我進去的時候，他們還沒準備好。我只好退出來，繼續等待。過了幾分鐘，他們終于準備好了，我再次進去。我那一組，主考官是中英同傳界赫赫有名的加拿大人杜蘊德(Andrew Dawrant)——后來念書時我們就叫他小杜，還有另外兩名中國老師。我跟他們禮貌地打招呼，然后談話正式開始。一開始問題還比較簡單，無非就是做個簡要的自我介紹，然后說說我為什么想要做翻譯、認為一個好翻譯應該具備什么素質、我是否具備這些素質、我的強點和弱點各是什么、有沒有做過翻譯、有沒有聽過別人的口譯等等。這些問題相對而言都算簡單，我回答得非常流利。只是說起我的弱點時，我說我的詞匯量不夠大，并且舉例說某次口譯中不知道“鈣”這個詞怎么說。小杜立即反問我說：“什么東西含鈣比較豐富？”我舉了大豆和牛奶作為例子。他又問：“缺鈣會造成什么疾病？”我說：“大概骨頭不會很結實。”他還不罷休，繼續問我說：“你知道osteoporosis（骨質疏松癥）這個詞嗎？”我一聽到這個詞以osis結尾，而且是在這樣的上下文中，猜想一定是軟骨癥之類的意思，但是為了不給自己找麻煩，我還是老老實實地說：“對不起，我不認識這個詞。”接著，在回答是否做過翻譯時，我提到曾經給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專家做過翻譯。小杜就緊接著問：“黃河水利委員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機構？省級的？省間的？還是國家級的？”當時離我給這位專家做翻譯已經相隔差不多一年，我實在想不起來關于這個機構的太多信息，就隨口說：“我不大清楚，可能是省級的。”小杜步步緊逼：“那你覺得一個省級機構能夠解決的了治理黃河這樣的問題嗎？”答案很明顯，當然是“不能”。小杜又發問：“那你覺得黃河沿岸各省之間應該怎么樣合作共同解決這一問題？”這個問題是實在是太過宏大，我就開始打太極，籠統地說了一番上下游省份之間應該通力合作云云，試圖混水摸魚蒙混過關。小杜果然火眼金睛，豈能讓我溜之大吉，他繼續問：“In what way?”這可把我逼到墻角了。因為時隔一年，有關黃河治理的那些專業名詞我幾乎都快忘光了，只還隱約記得water detention, silt, dam等少數幾個詞，便說：“譬如上游省份可以用淤泥筑成大壩，這樣既可以蓄水供農業灌溉；也可以使得下游省份免遭洪災之苦。”這下小杜才終于放過我。又問：“河南是早期傳教士活動的地區之一，請你談談河南省的宗教自由。”這個倒不難回答，我先是用外交部發言人的口吻說：“在河南，正像在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宗教自由是受到憲法保護的。”然后又舉例說我們學校旁邊就有一座清真寺，回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從事宗教活動，我從沒聽說他們受到過任何干涉。小杜又問：“河南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請你談一談河南省的治安狀況。”我告訴他鄭州的治安相當不錯，至少我們學校附近不錯。他又問：“河南省有很多文化古跡，你覺得應該怎樣保護這些文化古跡？”我記得當時洛陽龍門石窟正在申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便以此為例，說這是一種好方法，這樣不僅可以呼吁河南人和中國人來關注這些古跡，也可以讓全世界的人民都來關注它。回來我跟同學講起這些問題，他們都說儼然把我當河南省省長對待了。除這些問題之外，小杜還問了一些與時事有關的問題。記得有一個問題是關于當時中國和美國兩架飛機在南海海域的撞擊事件，小杜要我各用30秒鐘的時間陳述中美兩國政府的立場，并且不要夾雜任何主觀的評價。我去面試的前一個星期正好在《21世紀報》封面上看到這條新聞，而且中美兩國的立場被總結得清清楚楚，列在一個粗體的黑框內，我毫不費力地在一分鐘之內把兩國的立場表述出來了，然后小杜又就此事問了一些相關的問題，現在都記不大清楚了。或許因為我是分組之后的第一個，我占用的時間格外長。不管內容如何，反正都回答地挺流利，反應也還算快。這一場交鋒下來，我又覺得自己也許還能上個自費的。
考完這一部分，基本上就算完事了。不過還要被叫到一個小圖書室，跟老師用中文聊聊天，主要看看考生的普通話有沒有嚴重口音，算不上正經的考試。老師只問我們頭天晚上睡好了沒有、最近讀了什么書之類的問題，我們那個時候早已經放松下來了。
面試結果要到第二天下午4點才能知道，可以打電話，也可以直接到高翻學院來查。
十五
考完之后無事可做，我和隔壁房間的汪姓與田姓女生決定出去玩，這樣即便考不上也不算白來一趟北京。汪先前在北京工商大學讀過四年書，對北京很熟悉，義不容辭做了我們的導游。我和田都是第一次來北京，自然就去了游客必去的天安門和王府井，在王府井教堂門前的廣場看到一群玩滑板的少年，非常酷。回到旅館已經相當晚了，同屋的小伙子和大爺問我考得如何，我說不怎么樣，很可能考不上。他們要我樂觀一點。
本來第二天上午我和隔壁女生約好去別的地方玩，但是下午即將宣布面試結果這件事讓我們都失去了玩樂的心情，最后我們就在旅館里面聊了一個上午的天。從聊天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工作之后再考研是多么困難。汪和田都是頂著學校的巨大壓力參加考試的。汪已經是第二次報考，如果這次考不上，按照她和學校達成的口頭協議，她以后永遠都不能再報考了。而田完全是瞞著學校參加考試的，如果被錄取，也還要跟學校好一番交涉才可能被放行。汪姓女生說：“如果我沒考上，請你們千萬不要安慰我，否則我會大哭的。”我深深懂得這句話的分量。
等待是種煎熬。吃過午飯，實在百無聊賴。我決定蒙頭大睡，好讓時間過得快一點。一覺醒來，正好快到4點。我起床去找隔壁房間的兩個女生，結果她們都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高翻學院，因為她們兩個都相信我能考上而自己考不上，覺得一起去會丟臉。無論我如何解釋自己面試表現得很差，她們都不肯相信我，說至少我的筆試成績排第二，再不濟也能上個自費的。我跟她們解釋說筆試成績已經清零，大家都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她們還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奇怪的很，雖然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她們兩個卻對我充滿信心。
時間在我們的爭論中一點一點地流逝。我見實在說服不了她們，就決定先去旅館門口等著，讓她們以為我走了。我在門口等了一會兒，果然聽見她們從旅館里走出來。看見我還在門口，她們大聲尖叫，又想折回頭去。我說：“走啦！再不走老師都下班了！”她們兩個才終于同意一起走。從旅館去學校的那條巷子并不長，我們卻走了很久，每個人的心情都沉重得無以復加，不知道前面等待我們的是什么樣的結局。
我們才剛走到電教樓的門口，碰見一個正在往外走的學生，對我說：“你是陳建軍吧？你是公費的。”說完就旋風似的跑掉了，留我一個人呆在那里。我不認識那個學生，不知道他怎么就認出了我，我實在不敢相信他的話。兩個女生聽見那人說我是公費的，更加不愿意跟我一起進去。我只好一個人惴惴不安地走進電教樓。剛走到樓梯口，就看到廣外來的白燕飛。她見到我就說：“恭喜你！你是公費的！”我問她怎樣，她說她也是公費的。后來我從師姐口中得知，白燕飛筆試第一名，面試也是第一名；我筆試第二名，面試也是第二名。
此時，我已經基本相信我考上了，不過還是要去樓上跟老師確認。我到達的時候，走廊和辦公室里面也擠滿了人，氣氛十分嚴肅。老師一看見我就說我是公費的，可是我根本沒辦法興奮起來，因為身邊每個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還有人在抹眼淚。因為當時只確定了兩個公費生，就是我和白燕飛，第三個名額尚未確定，有兩個學生的表現不相上下，考官們一時無法判斷要把這個資格給誰。我們到達的時候，考官們依然在隔壁房間聽兩個人的磁帶，試圖找出哪一個人犯的小錯誤更多。我想幸虧我不是那兩個人之一，要不然該多么緊張啊！這時，我聽見有學生不甘心得到一個否定的回答，小心翼翼地問自己有沒有可能是第三個公費生。不知道老師覺得被冒犯還是怎樣，劈頭蓋臉地對他說：“我告訴過你了，你沒考上！自費的沒有你，公費更不可能有！”經這么一說，那個學生頓時如泄了氣的皮球，再也沒有勇氣站在大庭廣眾之下，悄悄地離開了。
過了一會兒，汪和田也來了。田得到自費生資格，但是汪很遺憾地被淘汰。我遵守諾言，沒有去安慰她，在那個時刻那個地點，任何語言都是蒼白無力的。汪默默地離開了辦公室，我們也不敢去追她。等我和田回到旅館，發現她早已收拾好自己的行李離開了，不辭而別。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她，但一直記得她的樣子，短發，圓臉，風風火火的，不大像南方人。
在離開北京之前，我和田游了北大和清華，用我的傻瓜相機拍了很多照片，到現在都還保存著。
十六
從得知面試通過到秋季開學之間的這幾個月，大概是我一生中最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日子。我大量地看小說（《挪威的森林》就是那時候看的），繼續在外面做家教，沒事跟同學打打乒乓球，一丁點壓力都沒有，只等9月來臨，去夢想中的學校讀喜歡的專業。現在回想起來，連我自己都禁不住羨慕當時的自己。
而我的同學們，除了少數考上研究生的，都在忙著找工作，其中就有坐在我左前方的一個劉姓女生，為考研花的心血比我們誰都多，報的學校也并不是什么名校，最后卻名落孫山，我一方面為她感到惋惜，另一方面覺得有些愧疚，因為跟她相比，我簡直算是不勞而獲，沒有太用功，卻考上了一個好學校。只能說，學語言，還是需要那么一點點天分的吧。
劉冰則踏上了另外一條路——留學。她在那家留學中介實習了一段時間，本來是幫別人辦留學，結果卻是很快把自己給辦出去了，正應了當初面試時主管的那句話，當然她父母的資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最開始她告訴我她要去法國留學，我還以為她只是說說而已，因為當時我的同學中選擇留學的人并不多，沒想到她卻是動真格的。等到我們畢業的時候，她的申請材料基本上已經準備好了。她選擇了法國南部的一所學校，專業是酒店管理，用英文授課。
9月份，陽光依然強烈，我回到北京，注冊入學，見到新同學和新老師，接觸到新課程，一切都很新鮮，令人興奮。我現在依然記得上課第一天，高翻學院院長王立弟對我們說：“我送給大家兩句話：不要以為自己是學英文的就不重視中文；也不要以為自己是學口譯的就不重視筆譯。”王立弟這個人爭議性很大，我對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茍同，但他的這句話我卻是記住了，隨著閱歷的增加，越發覺得有道理。如果有一天我當老師，我想也會對我的學生重復這句話。
月底，劉冰經北京去法國，約我在北外校園見面。我們在西院花園里聊了一個下午，她情緒還不錯，并沒有因為北外是個傷心地而沮喪，對留學生活充滿期待。我從此再沒有見到她，直到8年后的今天。其實后來我工作之后出差去日內瓦，本有機會見面的，但是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成功。不過這不代表我們沒有交流，相反，她在法國的幾年中，我們之間的聯絡要比我和任何同學都要多，反而是她回到中國之后，我們的溝通漸漸減少了。
十七
在高翻的第一年，我們有3門專業課：交替傳譯、視譯和筆譯。因為每個科目都有英漢和漢英兩個方向，每個方向由一個老師教，所以也可以說是6門課。第二年專業課更少，只有同聲傳譯（當然也是兩個方向）和翻譯理論。其實說起來，翻譯的技巧是非常簡單和有限的，只要老師點撥一下，兩天之內我們就會全部明白，但是如何在實踐中應用這些技巧，卻需要大量艱苦的訓練。總之，學翻譯，需要天分，更需要勤奮。大概正是因為這樣，很多高翻出來的人，都樂說跟外人講高翻兩年有多苦多累，這的確是需要下苦功的地方。
不過我自己在高翻的兩年，倒并沒有太辛苦，一來我本身就不是特別勤奮的人，要我一整天呆在教室里面做練習，我做不到；二來我之前在大學里面，憑借一點小聰明，一直都還不錯，就覺得沒有必要改變自己的學習方法。其結果就是，兩年下來，我的翻譯水平沒有能夠達到自己的預期，尤其是同傳，直到現在還時常為此感到后悔。有時候某一場會議沒有做好，我就想：如果可以讓我再回高翻學院在同傳箱里練一陣子該多好！
我們的各門考試（除了筆譯），持續時間都很短，最長不會超過20分鐘，萬一發揮不好，就會前功盡棄。因此，每次考試前我們都十分緊張。我看隔壁宿舍英語學院的同學只需要寫幾篇論文就可以了事，心里感到無比羨慕。當然，等我考完，又輪到他們羨慕我們了，因為我們考完之后萬事大吉，早死早脫生，他們卻還要在電腦前不停地改改改。
記得一年級下學期快到期末考試那一陣子，老師說二年級能不能學習同聲傳譯完全取決于這次考試的成績，所有人都嚇得聞風喪膽，生怕自己考不好，被分到筆譯班去。本來考試前大家已經夠緊張兮兮了，被老師這么一說，那氣氛簡直跟白色恐怖時期差不多。每個人都繃緊了弦，天天在教室做練習，也包括我。結果那次我還比較幸運，考得還不錯，不用擔心學不了同傳。老師讓那些成績不好的同學主動去找他，申請學筆譯，但根本沒有同學去找他。老師被激怒，說如果沒有人申請，他就要按成績進行排名，倒數的同學將不得不學筆譯。這時，反而有同學去找他了。同學問：“一年級只學交替傳譯和視譯，雖然和同傳有一定的關系，但畢竟不是一回事兒。我們還沒有學同聲傳譯，老師怎么就知道我們學不好呢？”老師被問得啞口無言，這事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到了二年級上學期，我們剛剛學了一個月的同聲傳譯，老師又說要考試，還是為了刷掉一批同學學筆譯。老師說：“上學期我們說期末考試成績不好的同學要轉去學筆譯，結果有人反駁，說我還沒學同聲傳譯你怎么就知道我學不好。好了，現在，大家已經學了一個月的同聲傳譯，我們終于可以考試了。”于是，同學們又一次嚇破了膽。考完了，同學繼續發問：“但是一個月又能學到什么呢？第一個月沒學好就代表我永遠學不好嗎？”結果，這第二次所謂的資格考試，便又一次不了了之了，在我的印象中，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這次考試的成績。老師從此再沒有提分班的事情，所有人都得到了學同聲傳譯的機會。皆大歡喜。
十八
高翻學院教我們的老師當中，給我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教筆譯的李長栓老師，另一個是教口譯的杜蘊德老師（前文提到我們都習慣稱他小杜）。他們對我的翻譯觀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或者換句話說，我被他們洗腦了。
李長栓老師本身的經歷滿傳奇的。他也是河南人，80年代中師畢業，后自學英語，1993年考入最后一屆聯合國譯員訓練部，最后得以留校任教。他從不諱言他的經歷，并為此而自豪。記得有一次我們跟他一起吃飯，大家對他的經歷都很好奇，問他當初怎樣學的英文。他說：“很簡單，就是聽廣播。”他說了一個中國廣播節目的名字，我記不得了，大致就是《許國璋英語》之類的。我從心底佩服他，不僅因為他的英文和翻譯，更是因為他的性格。
然而，同學們最初接受他的教學方法，卻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李老師教我們漢英筆譯，一共教了兩個學期，但是卻花了一個學期還多的時間來講英文寫作，尤其是一本題為Style的英文寫作教材，搞得我們很不耐煩。到了期末，學生給老師打分，他自然沒得到高分。我很不好意思地在這里承認，我給李老師的分數也不高。罪過罪過，看來民主有時候也不見得是什么好東西。若是別的老師，得到不好的評價，不高興藏在心里也就算了，李老師不，他在課堂上公然問我們為什么給他打那么低的分數，真是可愛。不過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他對自己的教學方式是非常自信的，覺得我們理應給他一個高分。
事實是，那個時候我們對翻譯還是知之甚少，又有沒有足夠的耐心和能力去理解老師的意圖。李老師之所以在漢英筆譯課上如此強調英文寫作的重要性，是因為他認為，把一篇中文文章翻譯成英文之后，英文譯文讀起來應該像原本就用英文寫作的一樣，而不應一眼就看得出這是從中文翻譯過來的，否則便算不上成功。既然如此，不管中文原文如何，最后出來的英文譯文總要符合英文寫作的原則（譬如銜接和連貫）才行。說白了，所謂的漢英筆譯，本質上就是英文寫作，只不過寫作的內容被事先規定好了，僅此而已。可是當初年輕氣盛的我們，哪里懂這些道理，只想一味地學習新東西。老師的心意，我們全然不了解。我想那時他一定是寂寞的，所謂“高處不勝寒”。
幸運的是，一個學期之后，我們終于發現了李老師的好。他給我們布置的翻譯作業，往往都很短，但是要求我們不僅給出譯文，而且要把整個翻譯過程寫下來（譬如如何用Google搜索），告訴他為什么我們要這樣翻譯，又有什么證據證明這樣的翻譯是符合英文習慣的。人們常說，老師應該是“授人以漁”，而不是“授人以魚”，李老師正是這樣的典型。另外一個教我們英漢筆譯的老師，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她是那種非常嚴謹的人，嚴謹走到極端就是死板。我記得有一次她給我們布置的作業是翻譯一篇小說的故事梗概，最后一句是說男主角在女主角心目中的偉岸形象collapsed。我將collapse翻成“轟然倒塌”，作業發下來，發現“轟然”兩個字被老師刪去了。李長栓老師不喜歡拘泥于原文的翻譯，強調無論如何譯文都應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字對字并不一定是忠實的翻譯。如果不能有效傳達原文的意義，那么再忠實的翻譯都是無效的。他甚至認為，如果原文寫得邏輯不夠清楚，翻譯有權利也有義務在動筆翻譯之前，先理順原文的邏輯關系，對原文進行必要和適當的編輯。總之，在他眼里，翻譯應該視譯文的讀者為“上帝”，因為佶屈聱牙的譯文，只能展示譯者的無能，讀者是沒有耐心讀下去的。
我想正是李長栓老師第一次將功能主義翻譯理論（functionalist theory）介紹給我們的。說起來，大部分學翻譯的人，都是實用主義的擁躉，鮮有人喜歡研究翻譯理論，傾向于認為翻譯理論往往晦澀難懂，與翻譯實踐脫節，并不能有效指導翻譯實踐。我本人也大體是這種態度，真正做翻譯的人，對于搞翻譯理論的，潛意識里面都是有些不屑一顧的（反之亦然），覺得他們是因為做不了翻譯，才退而求其次去搞翻譯理論。國內也的確有很多搞翻譯理論的教授，講起理論頭頭是道，真正做起翻譯，卻未免貽笑大方。不過，我沒有那么極端，以至于認為所有的翻譯理論家都是無能的人。只是在我看來，翻譯更多的是一種門手藝(craftsmanship)，勉強算是一種藝術，但絕對不是科學，這個行當有很多技巧（techniques），或曰雕蟲小技，上升不到理論（theory)的高度。現今很多所謂的翻譯理論，其實跟翻譯已經沒有太多關系，不過是利用諸多其它學科（譬如心理學、認知學、跨文化研究等）的成果，對翻譯活動的方方面面進行解釋而已。功能主義理論是為數不多深得我心的翻譯理論，因為理論本身是宏觀的，但是卻能夠貫穿翻譯過程始終，影響到翻譯的每一個環節，并對翻譯結果形成重要影響。
后來我的畢業論文，正是利用了功能主義理論去剖析《天堂里的布波族》這本書的中文譯本。可惜分導師的時候，我沒能分給李長栓老師。跟我的大多數同學輕視畢業論文不同，我很重視我的論文，花了很多時間和心血，最后寫得還算令自己滿意。畢業之后，我把論文稍作修改和壓縮，寄到《中國翻譯》，不久竟然發表了。對我來說，這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勵。
十九
再來說說小杜。這個臺灣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畢業的加拿大人如今已成為中英翻譯界的一個神話了。他講一口可亂真的普通話，絕對沒有外國人常見的聲調錯誤，中文詞匯量比我們還大。剛學同傳時，我們曾經花了好長時間練習復述，也就是跟著中文演講用中文復述，但是要盡量使用不同的詞匯和表達方法，這時，近義詞詞匯量變得很重要。他時常問我們某個中文詞匯的近義詞，我們班十幾個人，想來想去也就想出兩三個，結果他很生氣，一口氣說了十來個，搞得我們很羞愧。不僅如此，他還能講流利的廣東話，事實上他是先學的廣東話，后學的普通話。我不會講廣東話，也從來沒聽過小杜講廣東話，但是據我一個后來去香港工作的同學所言，他的廣東話講得也很地道，還會用很多香港的俚語。據說，小杜教我們上一屆學生的時候，自己在外面開會也會帶上一個學生在旁邊觀摩，感受實際生活中同傳是什么樣子。那些有幸被帶去的學生，回來之后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到我們這一屆，小杜已經取消了這種做法，所以我從未有機會親眼目睹他做同傳時的風采。
不過，我倒是聽過他的同傳錄音。2002年初，小布什曾經訪問清華大學并發表演講，當時就是小杜和另一個中國人做的同傳。我們的英漢交傳課上，老師曾經拿這篇演講給我們做練習。做完之后，老師給我們放了小杜的同傳錄音。兩相對照，我們都恨不得鉆到地縫里去。中文不是他的母語，他用詞卻比我們還要古雅，譬如university這樣一個簡單的詞，我們翻出來就永遠是“大學”，他卻能想到“學府”這個詞，misleading在我們這里，永遠都是“誤導”，在他那里，卻變成了“誤人子弟”，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此外，他做的是沒有稿子的同傳，要在電視上直播，壓力比我們大得多，我們做的是最普通意義上的交傳，結果還跟他差距那么大，實在無地自容。
小杜在高翻學院統共只呆了三年時間，就教了我們兩年，想來真是幸運。我們一年級的時候，他主要給二年級學生上中英同傳課，沒有給我們正式開課，但是會不定期地利用晚自習時間，給我們上交傳課。不知道是不是我面試的時候給他留下的印象比較深刻，他上課的時候常常會點我起來翻譯，有時候還拿我開涮，給我很大的心理壓力。我最開始坐在前排，見他總是喜歡點我，就偷偷搬到后排去。結果，還是逃不出他的視線，照舊點我。有一次，我明知道他點我，卻故意不看他，也不起來，希望我的同桌能夠誤以為是在點他。小杜就一直笑，見我還不起來，就說：“說你呢，就是你！”我才不得不起來。到了二年級，因為與院長的關系不太和睦，他已經有了離開的想法。只是因為新上任的老師只比我們高一屆，剛畢業，沒有什么經驗，所以他就繼續教我們中英同傳課。與我們上一屆比起來，他給我們上課的時間已經減半。一般是這次課由新老師帶我們做練習，然后下一次課由小杜講評。有時，他也會組織我們召開一整天的模擬會議，讓我們切身感受如何為一次會議做準備，現實生活中會議如何運作。有一次，我在模擬會議上的一個譯法曾經讓他笑掉大牙。因為模擬會議上的發言，往往都是前幾分鐘才送到翻譯箱，我們根本沒有時間通讀原文，只能拿著稿子做視譯。我拿到的一篇稿子是這樣開頭的：“To start with, let me share with you an environmental disaster…”我沒過腦子，就徑直翻成：“首先，請允許我和大家分享一個環境災難…”。結果講評的時候，他說這是他聽到最可笑的一個句子，因為中文里面“分享”這個詞只能跟褒義詞，也就是說只能分享好的東西，而不能分享“災難”。實際上這句話可以簡單地翻譯成：“首先，請允許我給大家介紹一個環境方面的災難。”
小杜與李長栓老師雖然一個教口譯一個較筆譯，但是翻譯理念卻驚人的相似。我們上漢英同傳課上，曾經抱怨中文相對于英文而言音節比較短，同樣的意思，用英文說出來，要花更長的時間，如果講話人速度說話又很快，我們怎么都跟不上。小杜有一次就問我們：“真的一定如此嗎？”他給我們做了一個示范，就是把一個中文段落及其英文翻譯都寫在黑板上，然后比較二者的音節數，結果表明：并不一定。我們之所以認為中文翻譯成英文后，音節多，要花的時間長，嘴巴倒騰不過來，首先是因為我們的英文水平所限，找不到最言簡意賅的英文表達，以至于常常不得不去解釋中文的意思，讓句子無形中拉長了；第二就是中文演講里面常常會充斥一些沒有太多實際意義的冗余詞匯（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意見和建議”），英文當中并不需要全部翻出來，而我們不知道去粗取精，眉毛胡子一把抓，結果不僅讓英文句子變得拖沓冗長，而且會讓句子重點不清晰，甚至讀起來不知所云，成為可笑的中式英文。總之，與李長栓老師一樣，他也是堅決反對字對字的翻譯。如果有人認為“寧信而不順”的死譯是忠實原文，那要么是因為他源語(source language)水平不夠，無法理解原文，要么是因為譯入語(target language)水平有限，雖然理解了原文，卻無法將原文轉換成順暢的譯文，只好以忠實為借口掩飾自己的無能。
工作之后，我再也沒見過小杜。不過，有一次去中國網通做交傳，結束的時候在走廊里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開始不太相信是他，走出大廳的時候，發現接下來的一個會見是在中國網通和加拿大商業銀行之間，便確定是他了。我的同學中曾經有人有幸和他做過搭檔（一個人給中方翻一個人給外方翻），回來又帶回一堆驚嘆號和一些經典譯法，譬如in vacuum，被他翻成“空中樓閣”，“大而全，小而全”這樣中國特色的詞，被他意譯成“each business is like a small universe, with its own school, hospital and basically everything else you could think of.”我也曾經在工作當中跟我的好幾個老師搭檔過，但是從來沒有見過小杜。今年早些時候我去給中國郵政和聯邦快遞(FedEx)的一個會見做交傳，我同事跟我說小杜是聯邦快遞的御用翻譯，害得我緊張了好一陣子，結果卻不是。
當然，翻譯是個很小的圈子，他的新聞還是時不時地傳到我的耳朵中。我知道他去上海后，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成立了另一個高級翻譯學院，公然向北外高翻叫板，并且當上了口譯系主任，我希望他在那里能夠找到他想要并且值得擁有的自由。除此之外，據說他結婚了，找的也是一個上海人，同樣是做翻譯的，而且恰好也是北外高翻畢業的，與我有過一面之緣。我念書的時候，她曾經借在北京開會之機回母校跟我們做過一次談心，當時并不知道她與小杜有私人情感關系。記得小杜在開場白中介紹說，他們的相識就是在一次會見上，他給加拿大總理做翻譯，而她給上海市市長做翻譯。我聽說過很多種戀人相識的方式，這大概算是最特別的一種罷。誰能想到，在兩位領導人的陰影背后，有一股浪漫情愫正在潛滋暗長呢？
總之，我很慶幸在高翻的兩年中，能夠得到李長栓和小杜這兩位老師的教誨。他們猶如兩座燈塔，指引我在翻譯的海洋中前行。盡管我離他們越來越遠，卻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他們的光輝。
二十
與英語學院的學制不同，高翻學院研究生只有兩年，而不是兩年半。乍一看只有半年的差別，但實際上由于二年級伊始我們就要面臨找工作的壓力，再加上寫論文的任務，實在是很難靜下心來練同傳，這大概也是為什么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同傳學得不如交傳好。英語學院的學生可以寫完論文再找工作，冬天畢業之后還可以在學校繼續待著，直到7月，比我們要從容地多。當然短學制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早一年工作，多掙一年的薪水。
我們剛上二年級沒多久，外交部就來招人了；再過不久，外經貿部（當時還沒有商務部）也來了。不知道為什么，我的同學們似乎都不愿意去外交部，卻愿意去外經貿部。兩個部委給我們的考試名額都是4個，結果外交部只有2個人報名，外經貿部卻有將近20個人報名。我當時對外交部抱有偏見（因為不了解真實情況），也跟風選擇了外經貿部。工作之后才發現，其實中國政府部門（甚至包括國企）走得都是同一個體制，不同的部委之間，除了負責的領域不同，本質都是相似的。與其去小部委，不如去外交部商務部這樣的大部委，因為這些大部委比較重視翻譯的質量和培訓，可以學到真本領。如果非要在外交部和商務部之間選擇的話，那我會選擇外交部。不過，當時年幼無知，選擇了外經貿部。因為有很多人報名，老師只好按一年級的成績排出前4名，我有幸成為前4名，幸運地獲得了考試資格。
外經貿部的考試分成筆試、口試和面談。筆試一篇英翻中一篇中翻英，一篇是關于艾滋病的，一篇是講世界經濟的。兩篇文章都挺寬泛，沒有特別難的地方。我先做的英譯漢。做到一半的時候被叫出去參加口試。口試的考官是翻譯界小有名氣的袁園，我后來工作之后還曾經跟她做過一次搭檔，她帶以色列副總理及工貿部長（后來成為總理）奧爾默特來信息產業部拜訪，我給中方翻，她給外方翻。說回考試，袁園先用英文問了一些問題，諸如以前在哪里上學、如何聽說這個專業的、喜歡同傳還是交傳、對公務員的印象如何，然后問如果我同時有機會給高盛的CEO和外經貿部的部長做翻譯，我會選擇哪一個？我說：“作為一個翻譯，我的職責是提供好的翻譯服務，至于為誰服務我不在乎。”然后她讀了兩小段文章，讓我現場口譯。完了我就回到那間教室繼續作筆譯，總體感覺還可以。
考完筆試和口試，就是面談了。面談的順序由抽簽決定，我抽的是最后一個。前面一個男生出來說，考官問他愿不愿意去非洲常駐。我趕快想如果問我我該如何回答。總不能直接拒絕吧，那也太不給他們面子了。最后決定拿父母做擋箭牌，說我們家就我一個兒子，父母身體不好，還有一個上初中的妹妹，他們離不開我。還好最后沒有問我這個問題。面談的部分有兩個考官，一男一女，那男的五大三粗，一臉胡茬，一頭亂發，太不符合我心目中的外經貿部官員形象了。女的看起來一副女強人的樣子，有官場男人的味道，相比之下袁園可以算得上清純了。簡單的自我介紹之后，女考官問我：“你好像還不是黨員吧？”我一聽見這個問題就有些惱火，回答說“不是。”“寫過入黨申請書么？”“沒有。”“能解釋一下么？”“這大概和我的性格有關。我覺得入不入黨沒關系，做出實事才是最重要的。魯迅先生是無黨派人士，可是照樣用自己的行動贏得了人們的尊重。”拿出大文豪做論據，她不得不啞口無言。可是顯然她很不服氣，接著讓我描述一下我性格中的弱點以及我周圍的人對我的評價。“你為什么想做公務員？”“其實我沒有特別想做，我只是想做翻譯。”“那在別的地方做翻譯也可以啊，為什么想來外經貿部呢？”“外經貿部的鍛煉機會比較多吧！”就這樣，我親手葬送了去外經貿部的機會。當時并不后悔，但是現在卻有一點后悔當時太魯莽了。
此后我又參加了外研社、CRI、新華社和CCTV9等媒體的考試。經過外經貿部的考試之后，我覺得我還是比較適合做媒體。一來我覺得我的翻譯水平并不足夠，對于這個職業有點畏懼；二來我厭惡官僚機構的種種作風，覺得媒體可能會好些，因此想要轉而做媒體，一方面可以用上英文，另一方面又不必以翻譯為生。工作之后，我才知道在中國做新聞基本上是沒什么前途的，除了娛樂新聞，不過當時卻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媒體上。CRI在我去那里實習了兩周之后首先給我offer，當時另外幾家都還沒有出結果，而我實習期間CRI給我留下了很壞的印象，所以就一直拖著不簽約，想要等等看。結果我沒有等來我想要的結果，反而等來了史無前例的非典。
非典期間，一切忽然都停了下來。命都保不住了，誰還在乎工作呢？我當時住在校外租來的房子里，每天看小說，做飯，實在悶得無聊，就聽CRI廣播做同傳練習。中間老師曾經推薦我去國家稅務總局，我冒著生命危險去參加了面試。本來人家都答應要我了，條件是我必須要參加第二年的公務員考試（因為當年我沒參加），誰知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我的一個已經通過公務員考試的同學，不知道從哪里聽到這個消息，打電話給他們，也去參加了面試，結果人家自然沒有要我。不過我也并沒有太難過，因為我本身并不太喜歡這個工作，再說誰也不知道非典什么時候結束，我一度覺得北京要滅亡了，那即便找到了工作又有什么意義呢。然而，幾個月后，非典病毒奇跡般地消失了。北京宣布解禁的那一刻，我激動地熱淚盈眶，似乎經歷了一場戰爭，而我活了下來。恐怖的是，解禁之后的幾天，我卻開始發燒，也不敢去藥店買藥，找出快要過期的退燒藥來吃，也不管用。畢業之前，學校要求我們到香山腳下隔離一個星期。啟程去香山的頭一天，我還發著低燒。我都懷疑我曾經得過非典，只不過我免疫力比較強，打敗了非典病毒。總之，出發之前學校測體溫，我很慶幸地一切正常。我們在隔離區完成了論文答辯，出來之后不久，就在恍惚中畢業了。
既然活了下來，又畢業了，就又不得不為找工作而操心。找工作這件事，有點像在沙灘上拾貝殼，最開始見到好看的，也不敢撿，擔心以后可能會有更漂亮的，而每個人都只能撿一個，一直走到沙灘盡頭，才發現最美麗的貝殼都已經錯過了，此時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我的很多同學，見一個招聘廣告，不管喜不喜歡，先參加考試再說，大不了最后拒絕人家。而我，挑剔又猶疑，見到了不喜歡的就絕對不肯去考試，不想浪費自己的時間，也不愿意人家給我offer我又要想盡方法拒絕人家。結果到頭來，我喜歡的沒有要我，我不大喜歡的，到最后也都已經招滿了。我落得個兩手空空。
我安慰自己，沒關系，先找個臨時工做，第二年再找正式的工作。研究生處的老師苦口婆心地告誡我一定要在幾個月之內找到一個可以解決戶口的工作，否則我的戶口就要打回原籍。我問她戶口有什么用，她說用處多著呢，現在不要，以后后悔都來不及。被她這么一說，我也覺得我必須要個戶口，盡管我并不清楚戶口到底有什么用。我又去學院的海報欄里找從前的招聘廣告，一一打電話，問人家還需不需要翻譯，正好中石化還有空缺。我很快被安排去面試，與我一起去的還有一個外交學院的本科生。搞外事工作的處長接待了我們，他也是北外畢業的，因此對我很熱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試分成兩部分，先做一篇筆譯，然后是面談。筆譯部分對我來說一點難度都沒有，因為選的是《十六大報告》的一部分，而小杜前不久剛剛要我們通讀完，我印象還很深刻。與我一起考試的外交學院男生還問我“小康”怎么翻呢。本來我以為我勝券在握，結果跟人力資源部面談的過程中，外交學院的男生說他父母都是中石油職工，他從小就在石油子弟學校念書。而我，這輩子跟石油行業都扯不上一點關系。那一刻，我隱約感到了擔心。幾天之后我打電話給中石化，他們要了外交學院的男生，我的擔心被證明是有道理的。
正在我絕望之際，我的同學兼好友奚悅跟我說，她簽約的中國郵電翻譯公司還有空缺，因為有人臨時違約。于是我只好又打電話給這家當初我根本不屑一顧的公司，幾天之后參加了面試，然后很快就被錄用。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二十一
盡管我曾一度處心積慮地想要轉行，但最終也沒轉成，陰差陽錯地做了老本行——翻譯。也許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對于到底能不能做好這個職業，我心里其實很沒底。我安慰自己說：全國有數萬人在做翻譯，其中很多人還沒有接受過專門的翻譯培訓，人家都過得好好的，為什么我就不行？
我最初的設想是先工作兩三年，存夠錢了，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出國讀個別的專業，然后趁機轉行。但是最終，我還是留在了這個行業，一做就做了六年，而且看樣子還要繼續做下去，或許今生就將奉獻給翻譯事業，也未可知。其實，要不要轉行這個念頭，折磨了我好多年。這種折磨最初還是比較輕微的，只是偶爾想想罷了，覺得一輩子就做這一行心有不甘。到今年年初，我已經是整夜失眠，天天為這事發愁。可能是眼看著30歲就要來臨，內心有一種緊迫感，感覺再不改變，這輩子可能也就這樣了。
我查閱了無數網站，想過了無數種解決方案，譬如跳槽、留學、移民。就在我舉棋不定之際，聯合國總部及時地發來了一封電子郵件，告知我通過了2008年11月舉行的中文筆譯和逐字記錄員考試筆試，很快將會在北京舉行面試。我大清早一般是不上網的，但是那天早晨，我似乎有種預感，一起床就打開了電腦，果然收件箱里有一封信。看到信來自聯合國人力資源部，我的心猛地一緊。因為此前一個多月，我已經收到過一封這樣的信，是關于口譯考試的，我毫無意外地fail掉了。至于筆譯和逐字記錄員的考試到底能否通過，我心里一點底都沒有，因為2006年那一次，我覺得自己做得相當不錯，也并沒有通過，而這次感覺還不如那一次好，就更不敢抱太大希望了。打開電子郵件的那一刻，我興奮地叫了起來，一個人，大清早，在房間里，像個瘋子。
聯合國語言類競爭考試是聯合國招聘初級(P2)語言職位的唯一方式。換句話說，所有想要在聯合國從事語言工作（包括口譯、筆譯、逐字紀錄、編輯、制版）的人，都必須要通過相應的考試；反過來，通過考試，就意味著一定有機會為聯合國工作。當然不是說通過之后立即就會有工作機會。成功通過考試的人會被納入一個后備人員花名冊(roster)，一旦聯合國出現初級職位空缺，就會從花名冊上找人填補。等待期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具體要取決于聯合國職員的離職和退休情況、通過考試的人數以及考試成績的排名。據說是按考試成績從高到底的順序排列的，分數越高，聘用就越早。
聯合國中文語言類考試第一次舉行是在2001年春天，此后不定期舉行，每次均在北京、日內瓦和紐約設有考點。大概因為2001年是首次考試，尚無太多經驗，考試不分筆譯、編輯和逐字紀錄，全部考題都放在一張考卷上，通過考試即可擔任這三種職位中的任何一種。當時我還沒有考入北外高翻學院，很遺憾地錯過了。不過鑒于彼時我對翻譯所知甚少，估計參加也考不上。話說回來，這次考試是到目前為止最容易的一次，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年互聯網還遠不如今天這樣發達，加上是初次舉行，宣傳力度不大，一共只有500多人報名（而2006和2008年報考人數都達到6000-7000人之多），最后通過考試的人數卻是歷年最多的，共有33人（而2006和2008年均只有20人左右），相對而言競爭要小很多。也正因為通過人數較多，這次考試的后備人員名單花了5年的時間才用盡。
2004年底，聯合國第二次舉行語言類考試，不過僅限口譯。我看到考試通知時已經太晚，而且考試期間我恰好要去日本，于是再次和聯合國考試擦肩而過。按照慣例，聯合國委托中國人事部對報考人員進行預選。人事部要求所有報考人員先參加一次筆譯考試。據我一位非常厲害的同學白燕飛介紹說，筆譯預選考試的題目太偏向文學翻譯，其直接后果就是很多口譯不錯的考生根本未能通過預選；而通過預選的人當中，有些人則從來都沒有做過口譯，只不過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報名的，他們在口譯考試中的表現也就可想而知了。最終，聯合國只招聘到了兩個合格考生，一個是在翻譯界頗有名氣的馮京葆（現在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工作），另一個是我在北外高翻的老師谷欣。
兩年之后的2006年，聯合國語言類考試第三次舉行，這次考試涵蓋筆譯、編輯和逐字紀錄三個門類，且每個門類單獨考試。考生只需要提交一次申請，即可參加全部三門考試，當然也可以選擇只考其中一門或者兩門。這次考試終于被我趕上了，機不可失！我毫不猶豫地在三門考試前面都打了勾。為參加考試，除了填寫申請表格以外，還要以“我為什么想要為聯合國工作”為主題寫一篇英文作文。我記得我的作文題目叫做“我也有一個夢想”，從我年少時的翻譯夢，寫到北外高翻與聯合國的淵源，加上當時我已經被公司派遣到聯合國下屬專門機構——國際電信聯盟做過兩次短期翻譯，又寫了一點這段經歷，就敷衍出了一篇文章。
我毫無懸念地通過了人事部的預選，于4月在北外參加了聯合國組織的考試，連續3天，每天6個小時，簡直是一場馬拉松。第一門考試是逐字紀錄(verbatim reporting)，其實考得都是翻譯，跟筆譯考試差不多，只不過文章都是大會發言，篇幅較長，對速度有較高的要求。因為是第一門考試，我太想要把一切弄得盡善盡美，就花了好多時間打草稿，再抄到考卷上，結果第一篇文章我就沒有譯完，不過也就只差最后一段的兩句話而已。值得要注意的是，每門考試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最重要的，因為這部分是淘汰性(eliminatory)的，也就是說，如果這部分沒有通過，考官就不會繼續評閱后面的考卷了，將直接導致考生失敗。第二天是編輯考試，對我來說這是最為生疏的一個領域。雖然這門考試也需要考一點翻譯知識，但是大部分都是對中文篇章進行編輯，包括修改錯別字、標點符號和不符合中文語法的句子等等。我完全是跟著感覺走，好多地方都模棱兩可，覺得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最后一天是筆譯考試。考題讓我大跌眼鏡，因為實在是太容易了，簡直是小兒科！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很好，說實話，我不知道這樣的考卷怎么能分得出高下。
半年多之后，收到人事部的通知，告知我三門考試都沒有通過。逐字紀錄和編輯考試沒通過，我沒有太多話可以說，但是筆譯沒有通過，說實話是我有一點不服氣的。不過回頭想想，雖然我覺得自己答得相當不錯，但是別人有可能做得同樣好甚至是更好。我的好多同學都參加了這次考試，最后卻只有一個同學通過編輯考試，就是前文提到的跟我一起參加北外面試的田姓女生。我跟同學交流時，他們也都說自認為筆譯試卷答得很好，卻也都沒有通過。聯合國并不公布考試成績，也不允許申訴，所以誰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自然也就不知道為什么沒能通過。不過，聯合國判卷的公平性應該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未能通過也就未能通過吧，只能說明自己還不夠聯合國標準，加上我當時還年輕，對于本職工作也還蠻有興趣，也就沒有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我在中國郵電翻譯公司的一位同事王紅2001年通過語言考試，2006年赴紐約聯合國總部任職。有一次她回國探親，我有機會見到她。她告訴我，聯合國中文處非常看重考生是否忠實于原文，至于有沒有文采，倒是次要的，“寧信而不順”，跟外交部翻譯室的要求差不多。經她這么一說，我忽然間明白了我為什么沒有通過2006年的考試了。
二十二
2008年7月底，國際電信聯盟的一個同事給我轉發了一則來自國際會議筆譯員協會(AITC)的新聞，告知我聯合國很快將要舉行新一輪的中文語言類競爭考試，要我留意聯合國以及中國人事部的網站通知。8月，報考細則在兩個網站先后出爐。這次考試依然分成三個門類，不過不再是筆譯、逐字紀錄和編輯，筆譯和逐字紀錄兩個專業綜合成一門考試，另外兩門分別是排版編輯和口譯。在中國境內居住的考生須通過中國人事部的網站報名，海外華人則須通過紐約聯合國總部報名。無論在那里報名，都需要經過預選程序。只有通過預選的考生才有資格參加正式的考試。口譯和筆譯專業要求報考人翻譯兩段英文文章，排版編輯專業則要求報考人用中文寫一篇題為“我為什么愿意給聯合國當編輯”。這次編輯考試不是內容編輯，而是排版編輯，要求考生在出版一線工作，熟悉各種排版軟件，我明顯不符合要求，所以只考慮筆譯和口譯專業。
8月底，我前往位于日內瓦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作短期翻譯，按合同規定應該是在10月初回國。這次考試的報名截止日期是9月8日，考試時間為11月下旬。按道理我應該通過人事部報考，因為考試時我應該已經回國。然而，我剛去日內瓦不久，國際電信聯盟（ITU）中文科的科長就告訴我，她希望我在WIPO的合同結束后能留下來，再去ITU做一個短期合同到12月初。她說她正在努力幫我申請，但能不能批下來則要取決于ITU大會部主任。因為這個原因，我遲遲沒有報名。到截止日期的前一個星期，我打電話給ITU中文科科長，她說我的合同還沒有批下來。我只好向她坦白，說我這么著急是因為聯合國語言考試截止日期在即，我急需確定考試時我是在北京還是在日內瓦（日內瓦正好也是三個考點之一），才能知道應該通過中國人事部報名還是聯合國總部報名。她聽完建議我說：“你為什么不兩個地方同時報名？”我頓時醍醐灌頂：“為什么不？報考細則并沒有明文禁止這樣做啊！”誰能想到，正是這無奈之下的一個舉動，最后竟然成了我的救星。我花了一個下午，把預選要做的兩篇非常難以理解的英文片斷翻完，又填了一堆表格，終于在截止日期之前的那個星期五報上了名，同時申請在北京和日內瓦考試。9月底，ITU中文科科長通知我，很遺憾，盡管她努力了兩次，大會部主任依然以預算不足為理由拒絕批準我的合同。這意味著我要按既定時間回國了。幸好我做了兩手準備，這件事不會影響到我參加考試。
10月下旬，人事部網站公布了通過預選的考生名單，在7000名報考人中，共有600人左右通過預選，但并不包括我！因為上次申請考試的經歷十分順利，我想當然地認為這次通過預選也絕對沒問題。然而，在一堆密密麻麻的身份證號碼中找了許久，也沒有看到自己的號碼，才終于不得不相信事實。兩天之后，收到人事部來信，正式通知我未能通過預選，但沒有解釋原因。不過，遭遇如此待遇的并不止我一人。我的同學們也集體遭遇滑鐵盧，無一幸免。正在我耿耿于懷之際，聯合國總部給我發來了兩封電子郵件，通知我同時通過口譯和筆譯考試的預選，獲得兩門考試的資格，并補充說如果我不能參加考試，一定要盡早通知他們，以便另做安排。收到這樣的信，真是讓人肝腸寸斷。我人在北京，卻獲得了在日內瓦考試的資格！總不能為這件事再專門去一趟日內瓦吧？雖然感到很抱歉，我還是決定按照要求，給聯合國總部回一封信，禮貌地說明我不能參加在日內瓦舉行的考試，并誠懇地解釋了我不能參加的原因。在信的末尾，我試探性地問：“我知道這不太可能，不過我還是想請問一下，有沒有可能把我轉到北京考點？”一向效率低下的聯合國竟然迅速地給我發了一封回信，說如果我想要轉到北京考試，需要跟中國人事部的某某先生聯系，并把我當時發給聯合國總部的申請文件發給這位先生，同時抄送給中國駐聯合國總部代表團的某某先生，再解釋一下請求轉到北京考試的原因。我按照要求給兩位先生發了電子郵件。過了兩天，人事部的某某先生果然打電話給我，詳細詢問了具體的情況，然后告訴我過幾天去北外取準考證。我就這樣歪打正著地同時獲得了筆譯和口譯兩門考試的資格。在所有的考生中，我不是唯一的一個，至少也是極少數的幸運兒之一。
11月底，考試如期在北外舉行。三門考試中，參加筆譯和逐字紀錄的人數最多，有500人以上，占去5/6。筆譯考試形式與兩年前一模一樣，但是考題卻有了本質的區別。兩年前的筆譯試卷簡單得讓人難以置信，而這次考試則正好相反。筆譯試卷共包括5個部分：一般性文章（英譯漢）、大會發言（從英語以外的其它語言翻譯成英文之后再轉譯成中文）、專業文章（英譯漢）、一般性文章（漢譯英）和二外（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任選），其中前4個部分是必做題，最后一部分是選做題。第一部分就非常地難，篇幅又長，通篇都在講“寬容”這樣頗有些形而上的概念，最后竟然把《牛津英語字典》對“寬容”的定義搬了出來。正如前文所說，第一部分是淘汰制，對于考試成敗起著決定性的意義。考試之前我還告誡自己說一定要牢記聯合國中文處“寧信而不順”的原則，但是真地開考了，我根本沒有時間想這個，只能追隨自己的直覺。由于2006年參加逐字紀錄考試曾經有過沒有譯完的教訓，這次我沒有太花時間打草稿，基本上是一氣呵成，中間遇到兩個生詞，還好沒有攔住我的路，最后稍微提前譯完，還有一點點時間檢查。第二部分是一篇大會發言，應該是針對逐字紀錄專業設計的題目。對于逐字紀錄員(verbatim reporter)來說，速度至關重要，因此這部分文章篇幅更長，十分考驗人。不過和第一部分晦澀難懂的文字相比，這篇文章在難度上要小一些，拼的就是速度。我一鼓作氣翻完，沒留遺憾。第三部分是專業文章，共有經濟類、法律類、社會類、科技類四篇文章，可以任選一篇（法律專業考生只能選擇法律文本）。我把四篇文章大致瀏覽了一遍，發現每一篇都很難，實在是不知道該選哪一篇下手。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沒有太多時間猶豫，就狠心挑了經濟類，這是唯一沒有生詞的一篇。雖然沒什么生詞，但是文章講的是經常賬戶下的盈余問題，十分令人費解。我硬著頭皮譯完了，也不知道到底譯得如何，只知道專業術語我肯定都譯對了。第四部分是漢譯英，這篇文章不算太難，篇幅也不長，對于我這樣工作中常常要做漢譯英的職業譯員來說，相對容易。最后一部分是二外。我本科時代曾經非常努力地學過一年半的法文（因為要考研），研究生時代又三心二意地學了一年，工作以后基本上都忘記了。不過最近兩年，我頻繁地去日內瓦（法文城市）出差，又把它撿了起來，尤其是聽說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雖然現在講的還是不夠好，但是看報紙也能看個大意，跟人做交流也沒有太大問題，除了經常弄不清陰陽性。二外考卷也是一篇一般性的文章，難度要比英文文章小得多，我做得頗為順利，通篇只有一個句子不太確定是否翻對了。考完整場考試已經凌晨12點，天很冷，我卻有些興奮。
第二天下午考口譯，地點就在高翻學院。口譯考試時間要短的多，加上中場休息還不到一個小時。只有50個人參加考試，僅考同傳一項內容，6段錄音，3段英譯漢，3段漢譯英，每段大約5分鐘。在同傳方面，我是個慢熱型的人。我很難一下子進入狀態，總需要一段時間熱身。平時開會做同傳，我都愿意第一個做，因為剛開始開會，講話人會說些無關緊要的空話，我可以趁著這段時間讓自己熱起來。好吧，我承認我這么說有點為自己開脫的意思，說到底大概還是因為鍛煉得不夠多，沒有辦法將邊聽邊想邊說鍛煉成生活的常態。聯合國口譯考試要求譯員能夠立即進入狀態，不要任何準備和熱身，因為全部錄音加起來也不過30分鐘而已，像我這樣慢熱型的，剛開始感到熱，考試已經過去了一半，那是無論如何也考不好的。與筆譯考試相比，口譯考試還有一些特有的問題，譬如說同傳間里面的設備也會影響譯員的發揮。我們考試用的同傳間倒是標準的，但耳機卻只能接收到一個聲道，另一個聲道被關閉，據說是為了便于考官監聽，因此只有左耳能夠聽見錄音，這讓我非常地不習慣，如果兩只耳朵只能選擇一只，我肯定會選擇右耳。我剛翻了兩句，就發現這個問題是難以忽略的，而此時我已經沒有時間去調整耳機的方向。我一邊翻，一邊想耳機的事情，根本無法集中精力，翻得一塌糊涂。中場休息時，我跟我旁邊的一個考生交流，她說她也有同樣的問題。下半場漢譯英，我把耳機換了一個方向，讓右耳接受信息，就感覺好多了，翻得也流暢很多。當然部分原因是，漢語畢竟是母語，只用一個耳朵聽，也不會存在理解的問題。巧合的是，漢譯英當中的一段錄音講得同樣是中國在經常賬戶下的盈余問題。考完口譯，我就覺得肯定沒戲，前面半部分做得實在是太糟糕了，就當體驗了一把，獲得一點寶貴的經驗吧。
考完了，我就幾乎沒再怎么想過這件事。按照聯合國拖沓的習慣，考試結果肯定要半年之后才會揭曉，加上2006年考試失敗對我的打擊尚未完全消散，我也不敢對自己抱什么希望，擔心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當然，雖然口譯我考砸了，但是筆譯還是有一線希望的。盡管這次考試總體很難，但是也許正是因為難，反而容易分出高下。誰知道呢？一切都交給考官來評判吧！
2009年趁著回老家過春節，我花了很長時間跟父母探討我的未來。最后我們得出的一致結論是，如果能通過聯合國考試，對我來說將是最好的出路，因為這比移民和留學的成本和風險都要低得多。不過考慮到競爭如此之大，加上上次失敗的經驗，我實在不敢有太多奢望。
情人節那天晚上，我的腹部忽然鉆心地疼痛。打急救電話被送到醫院，確診是腎結石。8年前北外高翻面試之前做手術未能清除的那顆小石頭終于又發作了！我在醫院住了幾天，再次接受了手術，又休養了幾天，終于康復。我安慰自己，8年前手術之后，我得到了高翻的錄取通知；也許這次手術之后，能夠再次得到上帝垂青，讓我通過聯合國的考試。
上帝大概聽到了我的祈禱。3月中旬，我果然收到了聯合國的一封電子郵件，告知通過了筆試，不久之后將舉行面試，但在此之前，需要我們提供護照和學位證書的掃描件。郵件里提醒我們，通過筆試并不意味著將自動獲得聯合國就業機會。要想進入后備人員名單，還須通過基于能力(competency-based)的面試，面試中可能會加試。
此后半個月里我們又通了幾封郵件，都是為確定與面試有關的事宜。為幫助我們準備面試，聯合國還發來了一個pdf文件，專門介紹聯合國需要的各種能力，例如誠實正直、有效溝通、團隊合作、職業精神等等。我大致看了一遍，覺得都很“虛”，實在想不出面試會問什么問題來，就去網上搜索。這一搜，還真地搜到了一篇聯合國中文處處長徐亞男的訪談錄，談得正好是2006年的聯合國面試。我如獲至寶，針對每一個問題準備了一份答案。
我又打電話給2006年通過編輯考試的同學，在MSN上詢問已經在紐約總部工作的前同事。她們都安慰我說，面試不難，只要表現與筆試相差不大，就沒問題。我想也是，沒有必要太過緊張，只要表現出我平時的水平就好，與那些只做筆譯的考生相比，我因為口譯筆譯均有涉足，或許還有一些優勢也說不定呢。
面試那天，我真的一點都沒有緊張。在出租車上，我把可能問到的問題在大腦中微微地過了一遍，算是預演。按照規定，我提前半小時到場。與筆試一樣，面試還是在北外逸夫樓。一個男生把我領到一個非常破舊的房間，讓我稍等，因為上一個考生的面試還沒有結束。房間里面有個破沙發，一臺舊電腦，還有一張看似廢棄的木板床，我就坐在破沙發上等。那個男生偶爾跟我閑聊兩句。
等了將近20分鐘，前面一個考生進來了，與他一同進來的還有一個外國考官（法國人或者講法語的瑞士人），當初筆試就是他主持的。面試共分為3個部分，視譯、問答和打字。這是之前聯合國在郵件中已經說明的。很明顯，這個考生已經考完了前面兩項，現在到這個破房間里面來做第三項，打字。他開打之后，考官就出去了。10分鐘之后，考生交卷。
接下來就輪到我了。考官給了我一段文章，要我看幾分鐘，為視譯做準備。事實上，為了這部分，我此前還專門找了幾篇文章做視譯練習。鑒于北外高翻的面試經驗，我只挑了聯合國的演講作練習材料。而結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這段文章根本不是演講，而是《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上一篇報道的選段，略微作了修改（當然這一切都是我后來在網上查到的）：
PEOPLE love to mock the middle class. Its narrow-mindedness, complacency and conformism are the mother lode of material for sitcom writers and novelists. But Marx thought “the bourgeoisie…has played a most revolutionary part” in history. And Marx was right.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a new middle class has sprung up in emerging markets, producing a silent revolution in human affairs—a revolution of wealth-creation and new aspirations. The change has been silent because its beneficiaries have gone about transforming countries unobtrusively while enjoying the fruits of success. But that success has been a product of growth. As growth collapses, the way the new middle class reacts to the thwarting of its expectations could change history in a direction tha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foresee.
與北外高翻面試里面的視譯考試相比，這段文章要短得多，也沒有太難的句子，因此準備時間很是充裕，可以在考卷上做筆記。我把Narrow-mindedness, complacency和conformism三個詞分別翻成了三個四字短語：心胸狹隘、驕傲自滿、墨守成規，讀起來比較朗朗上口。
過了不到10分鐘的樣子，考官來叫我去隔壁房間。我跟著他走進去，發現里面還有另外三個人，后來知道分別是聯合國總部文件司司長Vivian Lewis女士、中文處處長徐亞男女士和逐字記錄科科長傅鵬輝先生，看上去都很和藹。我跟他們禮貌地問好，謝謝他們給我面試機會。Vivian祝賀我通過筆試，說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此后，考試就正式開始了。
第一部分自然是視譯。因為準備得相當充分，我很流利地翻了出來，自我感覺不錯。接下來就是長達一個小時的問答。與北外高翻面試不同，這次面試的問答部分側重考察考生的非專業能力（因為專業能力在筆試中已經考察過），譬如是否誠實正直、夠否進行有效溝通、是否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是否有團隊合作精神、是否有終生學習的態度等等。考官的問題也基本上都是針對以上這幾點來設計的，譬如“請你談談翻譯必備的素質，并以你自身為例，說說你是否具備這些素質。”這個問題我回答了很長時間，在講翻譯必備的素質時，我還穿插講了一些個人經歷。Vivian不停地點頭微笑，中間還打斷我問了一些相關的問題，譬如“你覺得你最欠缺的地方在哪里？”“翻譯工作有沒有讓你沮喪的一些方面？”我又以自己的經歷為例，說我覺得最欠缺的還是專業知識。我在郵電行業工作了6年，依然有很多技術問題搞不明白，有時會影響到翻譯。她表示贊同。至于翻譯中讓我沮喪的方面，我說當然也是有的，譬如有時候原文寫得不夠好，以至于我們要花很多心思去理解原文的意義。我的這個回答讓她吃了一驚，她說：“恐怕有些人不會贊同你的觀點。”我還沒有來得及說什么，另一位考官傅先生就問我說：“你說的是中文文章吧？”我趕緊說：“對！我指的是中文文章。抱歉我方才沒有講清楚。中國到了大學階段就不太重視母語教育，以至于很多大學畢業生，寫出的文章都不合語法和邏輯，尤其是理科生出身的工程師。英文不是我的母語，自然沒有資格說人家寫得好還是不好。”說到這里，傅先生頗為默契地對我笑了，有些心照不宣的味道。
接下來，徐女士要我舉例說明曾經需要提供優質翻譯的一個場合。我說：“原則上來講，我覺得任何一個場合，我們都需要盡可能地提供優質翻譯。”我剛說到這里，她就強調說：“給我一個具體的案例。”我就舉了給中國網通翻譯年報的例子，因為當時正在做，記得比較清楚。她似乎特別喜歡我們用實例闡述觀點，接下來又要我舉例說明我在工作中曾經遇到的困難以及我是怎么解決的。我說剛開始工作時，我對電信領域一竅不通。為了擴大專業詞匯量，了解行業動態，我和新來的同事們訂閱了很多通信方面的報刊，定期瀏覽。接著她又問我：“如果你的譯文已經交上去了，卻又發現里面有錯誤。你是選擇承認錯誤還是保全名譽？”我反問道：“我需要選擇嗎？”她沒有聽懂我的反問語氣，說：“是的。”我哭笑不得，只好繼續說：“我覺得其實我并不用選擇。對我來說，承認錯誤是保全名譽的唯一方式。我可以容忍別人說：‘Look, he made a mistake！’，因為沒有誰是完美的，犯錯誤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諒的，但我決不能容忍人家說：‘You know what? He's a liar!’”大家都笑了。徐女士又問我：“你在工作中是否需要與人合作？你覺得合作的優點和缺點各是什么？”我說：“這是自然的。做同傳時，自不必說，我們肯定要與別人搭檔。即便是筆譯，我也常常要與同事共同翻譯一篇文稿。合作的好處顯而易見。人家說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在合作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同事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對于某些大項目來說，時間是至關重要的，合作可以加快工作進程。至于合作的缺點，譬如說一篇演講稿分成四部分，給四個譯員來做，那么每一部分的譯文都會不可避免地打上譯員自身的烙印，帶上他個人的風格，即便最后有人統稿，依然有可能造成前后風格不一致的問題。”Vivian女士又說：“可是有的文本，比如說財務報告，本身沒有太多風格可言，分成多個人翻沒有問題。”我表示認同。徐女士接著問：“有沒有碰見過要譯稿要得特別急的情況？舉例說明。”又是舉例說明！我大腦飛速轉動，想出了一個很平庸的例子，但是總算把這個問題回答了。
然后傅先生接過話筒，繼續問我：“你怎么看翻譯軟件？”我說：“我并沒有怎么使用過翻譯軟件，但是我們的老板曾經向我們演示過Trados的使用過程。我個人的觀點是，翻譯軟件不太適合我們。因為翻譯軟件往往是以字或者詞為單位、最多是以句子為單位進行翻譯，而我們人是以篇章、至少也是以段落為單位進行翻譯。我們可以在具體的上下文中體察詞句的內涵，從而翻譯出它們的真正含義，而不是表面上字對字的翻譯，這是翻譯軟件比不上人的地方。”Vivian女士追問道：“可是翻譯軟件有的時候很有用，譬如說在聯合國，有很多文本有重復的地方，這種情況下翻譯軟件就可以大大節省人力。”我說：“我承認翻譯軟件適合某些具體類型的翻譯，譬如聯合國文本。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翻譯軟件做的也不是翻譯工作本身。它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的存儲和記憶功能，翻譯工作，最終還是由人完成的。具體到我的工作，我們很少遇到重復性的文本，所以翻譯軟件并不具有太多的適用性。”Vivian也表示理解。我又補充說：“不知道Google Translate算不算翻譯軟件。我有時候會用著玩，因為譯文常常很amusing，但有時候它能想到某個我想不到的詞，給我靈感。”
大家都問完了，Vivian環視四周，問還有沒有別的問題。先前帶我進場的那個考官用無比難懂的英文問我說：“如果你的同事叫你在半個小時內譯完一篇上千字的稿子，你會怎么說？”我說幸好我沒有這樣的粗魯的同事。他又趕快說：“也不定是粗魯。他可以很禮貌地說。”我說：“我大概會告訴他，想要高質量的譯文，必須要給翻譯足夠的時間。如果他堅持這樣要求，我會說，我可以做，但是出現問題，一切后果由他承擔。”然后他也染上了舉例說明的癖好，要我舉例說明合作導致翻譯失敗的例子。這實在是難為我了，我的大腦中哪里有那么多例子？！我就只好直說：“很抱歉，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遇到過合作導致翻譯完全失敗的案例。正如我之前所闡述的那樣，合作有時候會有缺點，譬如風格的不統一，但是要說合作導致完全失敗，我還沒有碰見過。”
到此，問答部門全部結束。他們問我有沒有什么要問的。我就問：“如果有幸通過，大概多長時間可以得到聘用？”說法文的考官說：“等待期通常是1-2年，有時候只有幾個月，但也有時候會長達3年甚至更久。”我又問：“如果我的個人信息發生變化，如何通知聯合國？”徐女士回答說可以發電子郵件，隨時通知他們。
接著，講法文的考官又把我帶到先前等待的那個小破房間，給我一張紙，上面有一段文字，要我照著打。我還沉浸在問答過后的興奮狀態，大腦有些不受控制，啪啪啪只花了3-4分鐘就打完了。打完之后，我又回頭檢查，發現中間看竄了行，只好又從頭到尾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還沒檢查完，那個考官就進來說：“時間到！”真是見鬼！我前面的那個考生明明用了10分鐘，為什么只給我5分鐘？我也不敢說個“不”字，就交給他了。最簡單的一項，居然做得最差！不過這部分應該是最不重要的，估計也占不了太多的分數。臨走的時候，講法文的那個考官祝我好運，我用法文祝他在北京玩得開心，回紐約一路平安。他一聽我講法文，就說：哎呀，早知道我剛才用法文問你問題了。我心想：哈，太晚了！
總體而言，我覺得自己表現得還是相當不錯的，所以在接下來等待面試結果的時間里，我并沒有太焦慮。我相信水到渠成。果然，幾個星期之后，我收到了聯合國的最后一封信，告知我已經通過全部考試，正式載入合格候選人花名冊，只需等待空缺出現。這一次，我沒有像3月那樣激動。我只是平靜地——咧了一下嘴角。
好了，我喋喋不休地說了兩個月，終于把我的故事講完了。感謝一路陪伴我的各位，尤其是vera小姐，你是我的第一個讀者，沒有你的鼓勵和催促，依我這種拖拉的性格，也許無法寫完這段經歷，至少不會這么快寫完。寫一篇回憶錄，是2009年我給自己布置的一大任務。盡管最后寫出的這篇東西，與我最初的想象有相當大的出入，尤其是后半部分。不過無論如何，完成它，依然是讓人開心的。如果還能順便給各位以哪怕是最微小的幫助和鼓舞，我也很知足了，雖然那并不是我的本意。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我的題目中“聯合國認證譯員”的說法并不準確，因為聯合國其實并不對譯員進行認證(accreditation)。平時我們常見的認證考試，譬如中國人事部的CATTI、澳洲的NATTI，都是對譯員的能力進行測試，測試合格后向其頒發證書，譯員拿到這個證書，代表著某種程度的官方認可，說明譯員有資格從事這個行業的工作了，但是認證機構并不會幫助認證譯員找工作。聯合國語言競爭考試，本質上并不是認證考試，而是招聘考試，考試和就業是緊密相連的。認證并不是其目的，招聘才是，所以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聯合國待聘譯員”，不過這種說法有點奇怪，我還是將錯就錯好了。為避免誤導，特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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