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1年11月19日晚上
地點：湖南長沙世紀金源大飯店國際會議廳
主題：沙龍一：知識產權學術對話
主持人：斯偉江（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
對話人：
羅東川：中國審判理論研究會秘書長
王自強：國家版權局法規司司長
張茂于：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副主任
馬維野：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管理司司長
孫海龍：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龐正中：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陶鑫良：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
主持人：所有的這些問題，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學術沙龍，而且討論的題目是對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的期待，當然里面涉及到我們已經發生的知識產權保護當中的一些成功的經驗，怎么樣再發展，這些都可以提出來。今天參加沙龍的嘉賓就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羅東川，還有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副主任張茂于，還有重慶四中級人民法院的院長孫海龍，還有兩位資深的知識產權律師，龐正中律師，還有陶教授。應該是結合了行政部門，法律部門，還有律師。題目反正也是比較開放，這個形式是不是先請嘉賓對這個題目隨便談幾分鐘，完了下面的律師進行交流和提問，這樣的方式是不是合適？因為會務組沒有說這個沙龍怎么操作？但是我想就是什么話都可以說，為了讓話題熱烈起來，或者樹立一些拋磚引玉也好，請每個人都談一談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期待，然后再提問，甚至說沒有問題，我只是想說一下，也可以，關鍵是要交流起來。還是從順序來比較好一點。從龐律師開始。
龐正中：謝謝偉江，叫春江水暖鴨先知，律師也是現知水態冷暖的動物，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真的這幾年感覺是春天到了感覺，對于廣大的知識產權從業者，都是巨大的激勵，從企業到律師，到我們的行政部門，法官，越來越多的人，像我們的論壇，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不是來靠贊歌的，主要是靠這個機遇來提點問題。通過這幾年職業情況來看，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特別是司法保護，有一些內心的沖動，就是提幾點期待。
第一，特別希望法院能夠盡快的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原來的賠償通過我們自己的一種感覺，大概是請求100萬元賠到10萬，請求1000萬賠到100萬，大概多在1/10左右。其中還有一項律師費的賠償，在國內很少有看。所以現在推進懲罰性賠償的時機應該也成熟，特別是對于惡意侵權的行為應該引入這個制度，只有知識產權賠償提高了，我們這個保護才能夠真正的提到日程，也真正能夠讓廣大的，包括廣大的律師，能發揮法院的權威，法律的權威，也才能夠確立起來。現在判了賠的那點錢，企業馬上就注銷了，資金也回不來。像當年律師希望能做風險代理的，結果都拿不到。
第二，期待在調查取證方面，有一些大的改變。比如說國外一方提出證據以后，如果一方不能提出反證的話，會有敗訴的風險。我們也特別希望，很多地方法院開展調查令的制度，能夠廣泛的應用，因為法官人手也不夠，能夠多給律師發調查令，能夠把調查取證的工作落到實處。很多證據律師自己很難取得，當事人也很難取得，難度很大。現在很多案件最后的結果跟這個有很大的關系。
第三，期待法官能給律師更多的時間，能把庭審的時間，把看代理詞的時間能延長一些，現在法院案件太多了，法官一個上午要排三個庭。像北京法院一天給一個合議庭就給一天，一天要開6、7個庭，根本沒有時間聽律師講。準備了一個小時，準備講好幾個小時的，最多給你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一方算下來可能只有半個小時。回頭律師也不會看代理詞，可能讓你發過去，但也不一定看，對于一個案件，律師花的時間比法官多得多。再加上打招呼，領導過話的，所以不能說我們不受技術以外的影響，我們特別希望知識產權案件，法官評判他對技術，對法律的理解來談，不受任何的案外的影響。
還有一點希望，如果哪一天不要按行政訴訟來打，還是走民事訴訟那個途徑，可能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如果在復審委那輸了以后，那更難了，翻復審委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希望最后能夠改變這種現狀，謝謝大家。
主持人：時間限制一下，每個人說4分鐘，應該說龐律師這個也沒說完時間。下面請孫海龍先生。
孫海龍：一個我要考慮以更廣的視野，考慮今天知識產權的一個背景，一個背景就是我們入世十年，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一個影響。第二個我們要考慮，雖然個人不完全認為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命題，法律體系形成后司法包括各位在座的律師，法官在內更加備受關注，事實上剛才已經感受到了。第三個就是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實施三年多，到了今天，很多原則的提法甚至具體的要求遠沒有按照計劃來落實。昨天我們成立了一個知識產權的專業委員會，我們有一個降低維權成本的一個研討會，對很多的話題都有所討論。當然作為一名法官，應該嚴格恪守他的一些職業規則和規范。我先后在幾個法院工作過，中正老師還是有很好的表達力，也有很好的一些想象力，但是我不完全贊成當中的一些提法。
第二點，談三個觀點。
我們這個過程中可能不能太孤立的來看待知識產權的法律實施。知識的提煉，和具有知識產權知識的轉化為知識產權，以及知識產權轉化為知識產權要素，進而變成知識產權產品，進而知識產權產品的市場化。反過來拿出相當多的利潤進行知識的創造。我不想用系統來談保護，但是在這個循環當中來看待我們的構成的時候，是否能夠更加設身處地的站在權利人的角度來考慮。綱要實施之后，最高法院出臺了幾個宏觀和中觀的思考政策，每年的會議也制訂了一些，我們一些相關知識產權法官達成共識的政策。我覺得從這樣一個系統中來理解，第二個我想談的是一個趨勢，各個部門法是相互之間融合，甚至在一個案件中，絕不是版權專利，商標，他是涇渭分明的，而且有交叉的地帶，而且也不是所謂的簡單的復合保護，是一個非限制性的復合關系。
我們應該構筑像今天一樣，或者一個良好的開端，構筑知識產權法官和律師，學者的職業共同體，我們應該加強研討，在一個公開的平臺上要加強批評，一種理性的學術的批評和討論，甚至圍繞一些以小見大的個案展開，而避免了一些像某些方面的非理性的不知名的狂歡，甚至是一種害怕，所以我希望我們這種共同體早日壯大。
主持人：時間到。
羅東川：我深刻理解不要當這個領頭羊，這個不是好當的。非常高興來參加我們這個論壇和沙龍，我已經是第四次來參加全國律協的研討會，每次都非常有收獲。對于今天這個主題，我想回應一下剛才龐律師的問題，這個應該找立法機關，但是我們爭取去解決這些問題。上個月在法制辦關于打假的一個會議上，我也提出來，現在應該正視這些嚴重的侵權，而不是形式主義的說堅持天平原則，這方面應該在推進。而且今年最高法院的最高調研課題就是加強侵權成本，降低維權成本，這個是好的。對于律師費的賠償，我們當年做了多個判決，但是后來高原一再否，后來就不存在了，1993年去找我們的判決，我可以找，這個涉及到律師本身的利益，大家應該呼吁。過去認為知識產權維權有他的特殊性，一定沒有專業律師，甚至在1993我們給司法部提過，但是這些年都沒有做推進。
調查取證，我干脆留到下一撥吧。
陶鑫良：各位好，時間永遠是最稀缺的資源，原來是討論，沒想到是課堂考試。我想不參加法官和律師的討論，我還原教師的身份來談一點自己的想法。
最近大家從蘋果的三國演義，三國殺，到MP的大量出現，版權等，這些使我感覺到，引起更深層的一種，以互聯網為特征的新技術，新經濟時代已經到來了。我們究竟準備好了沒有？在如此萬變的時代背景之下，知識產權究竟是個什么東西？我們搞清楚了沒有？知識產權至少我的感覺，結合自己的實踐，我們永不著給神靈膜拜，還有方方面面我們要考慮的工具，尤其現在又變為一種刀具，給我自己的感覺，知識產權越來越變成刀具，既可能是正當競爭的利劍，也有可能是不正當競爭的屠龍刀。這種情況下，我反復在想，知識產權不是一部兵書，從我們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如何去融通知識產權的36技，如果去做他的18般武義。激勵創新有效運用，依法保護，科學管理。也就是說創新運用保護管理，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要考量的是一個更廣義的運用，激勵創新也是運用，不運用你創新干什么？創新就一定能運用嗎？今天談的司法保護，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沒有無緣無故的保護，從每個企業和個人，社會正義和程序公平來講，如何考慮保護，保護也是一種運用，科學技術也是一種保護。現在不談多少，有一些感覺到，這兩天盡管談東盟，東盟沒有談知識產權，溫總理和奧巴馬，但是我認為知識產權也是這樣，時間到了就不講了，以后有機會再講。
主持人：還是有機會的，當然更多時間給下面。
張茂于：我第一次參加由三方舉辦的會議，首先我感謝主辦方，今天可能學習的態度更好一些。大家或多或少的和知識產權局打過教導，也可能坐在一方，也可能坐在對面，也可能在上面，也有可能在下面。但是我們都是一個法律的構成，今天是本著學習的態度，批評的態度而來，但是批評不懼怕。我本人也是全國最大的行政被告之一，但是做被告的話，確實是圍著我們知識產權是為創新型國家服務的，大家可能會從不同的角度結合這個問題。這幾年也和司法界做大量的交流，派審查人員去法院學習，不同的法院也進行交流，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時我們與律師界也保持了非常好的友誼，我也專門到司法部去拜訪，我也嘗嘗大家的滋味。所以我們都在為這個制度服務，至于知識產權保護，有什么期待，當然我也有很多期待。這個期待留到下面再講，我也節約時間，謝謝各位。
主持人：謝謝張主任。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下面，我是主持人。
提問：我是深圳的，我叫崔軍（音），我不會說多的因為馬上要上洗手間。接著張主任的話，經常被我們，受我們的牽連，是被告，所以很抱歉。東川主任是我們的老朋友了，非常謝謝他，對我們很支持。孫院長，我第一次見到這么年輕的院長，因為我經常看到他的文章，非常感覺，這個法院界還有這么犀利的文章，還有姚健軍（音）的文章，我也拜讀很多。
我提到知識產權的期待，我認為主要在什么方面，不在國內，在跟國外的較量。為什么提這個問題？非常有一個感受，深圳的華為公司，副總裁孫偉平（音）在各種會議上都說這么一種話，美國的司法保護我們是可以信賴，為什么會說這句話。就是因為摩托羅拉把華為的十幾個總裁，給我們華為的總裁談判要十幾億賠償，但是摩托羅拉要把一個分支機構賣給另外一個公司，而另外一個公司正是跟華為是一個合作伙伴。我們很多的商業秘密都給他了，他要賣給另外一個公司的話，涉及到商業秘密的問題。因此，當時，我們華為公司在中國大陸找了很多的法院，希望發禁令，不準他賣這個東西給另外一個公司，競爭公司，不準賣。我們中國大陸的法院沒有一個敢做這個禁令的，華為已經是中國大家都知道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公司，中國的法院沒有一個敢做，最后怎么辦？到美國請求做禁令，美國的法院做了這個禁令。美國做了以后，摩托羅拉給華為達成一個協議，賠了華為2個億，全部解決了爭端，所以華為在各種場合都說，美國的司法保護我們是可以信賴的。中國的法官，在最高院，他要說這句話什么感覺？
羅東川：我當時跟他說，要是問我一下，可以介紹很多律師費。
提問：所以我希望在司法保護當中，希望中國的法院能保護我們的民族企業，謝謝。
提問：我是帶著問題來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這個題目很好。今年9月嘉興有一個案子，是廣電告電信，是廣播組織權的糾紛侵權，這個案子已經開庭2個月了，還沒有判決，我想問一下幾個嘉賓，一個是組織權法第三次修正案，能不能對廣播組織權有所保護？第二個問題，廣播組織權的被許可者能否以自己的名義對侵權行為進行訴訟。謝謝。
黃師長（音）：首先我覺得廣播組織的權利在我們的著作權法里面是受保護，或者叫鄰接權，或者叫相關權利。要注意一個問題，廣播組織可以有雙重身份，可以自己來拍電視，已經不是廣播組織的權利，這個要分清楚。廣播組織的權利和廣播組織享有的自主權是兩回事，法律是有規定。還有現在，正在討論廣播組織權利的大議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爭得很厲害，實際上包括發達國家，美國和歐盟都有分歧，美國要延伸到網絡，跟網絡的鄰接權相關權利，但是最近聽說，因為我現在不在版權司了，在國際網絡權這個問題上，沉淀了多年以后現在基本上達成共識，而且準備把廣播權的條約外交會議放在中國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可能這兩天版權組織在開常事委員會的會議，可能這里面就會確定，前面的時間是到知識產權局參加這個活動，到國家版權局有首長談到這個問題。現在廣播組織的權利是受保護的，他就是一個信號燈，可以禁止人家廣播和轉播的權利，謝謝。
提問：我是律師，也是像龐律師一樣的感受比較深。第一個問題，咱們不講懲罰性原則，就講天平原則，咱們各個法院都在和諧化，考慮到對方的各種因素，穩定因素都把這個在降低。很多賠償遠遠覆蓋不了律師費。
第二個還是比較和諧，案件到北京一中院，甚至北京高院，律師的空間非常小，我記得在2005年的時候，當時75%到80%維持的，那時候律師還有一些空間，現在基本上同行聊天的時候經常這樣說。
提問：做培訓也比較多，后來一中院的刑事訴訟，大家到那邊開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剛才龐律師也講了這個問題，一不修改現行法律的情況下，建議在各個省級城市設立國家專利審理庭，這樣會這樣方便既大家訴訟，也方便最高院服務人民。每個有一個主審人員，如果這個案件不復雜，如果復雜可以請專家從北京飛到當地，這個問題就是大家既保持了質量，又方便了大家，這個讓知識產權局和最高法院發一個通知就可以解決。
張茂于：我們在全國的話已經設了九個巡回審理庭。
羅東川：其實就這個專利無效問題，在2007年專利法修改，別的都沒提，我就希望講完這個程序，后來我說直接到法院起訴，或者只經過北京一審法院的審理，后來法工委認為很有道理，但是可能不太可能會涉及。我認為那次修改最大的遺憾，至于設那種分會分庭，目前可能似乎還沒有可能性，可能更有意義的，能把一個統一的上訴法院建起來，可能比到各個地方去設分庭更有意義。
陶鑫良：我們巡回訴訟也碰到了很多，有一個兩次來回，打了六年多。
提問：我就不自報家門了，第二主持人說批評，我也不批評了。就一個期待。第一個應當穩定知識產權法官的隊伍，為什么提這個問題。我也打了很多的官司，律師的水平比法官高絕對有可能發生，為什么？你們經常換，我們剛剛熟悉了這個法官又走了，因為知識產權技術性很強，應該相對穩定一些，這樣對法院和律師應該更好，我不是批評，是小小的期待。我希望多點法官到基層法院來判案，這是對的。
提問：我有一點納悶，我們實際上在整個專利的參與，專利無論是收益還是行使權利最主要的是企業，我也想說，我非常同意深圳的這位朋友談的，在深圳談專利就是做國際市場，沒有任何人有興趣在國內打什么官司，所有老板都是這樣。他拿到的公司侵權的，比如深圳337已經來的幾撥了，國家拿多少錢都不能把這個拿過來，比如說MP3，MP4，還有現在的LED來講，又來一批，我想最著急的可能還不是知識產權界，首先是商委，商業部，馬上組織論壇來解決這個事。我想缺少一些真正第一人稱的企業家的身份，接下來我要想說的，就是龐律師說的話他說律師補償的事，第一件事應該是跟企業談，企業愿意出大價錢，但是我們今天企業在文化的論壇中談到，企業和法律，律師之間難以溝通，我們叫雞說鴨話。所以這樣永遠也談不到一塊去，現在我們畫一條線，企業家也好，律師也好各邁半步，專利是非常有價值的知識產權，美國的人員培養都是非常高深的，知識產權也要賺錢律師（音）也要有天分，他的思維是發散的，要把十種可能性變成一種最佳。
對于企業來講，現在可以跟龐律師，給各位律師提一個建議，既然企業拿出了技術作為知識產權的起點，律師能不能也邁半步，跟企業有一個協議，這個賺錢的發明可能5年以后才授權，可以保證企業讓他站住，就是誰騷擾了你，就把他滅了，有了這種，我想保證律師的收益就是以百萬為計，這個可以作為補全的方式來做。
主持人：我們理解這個補全為詐騙。
提問：周鴻才（音）提到了一個職業維權，當時我理解了一下職業維權，咱們都是職業律師，所以我們是職業維權人，現在很多法院也很反感，認為律師在掙錢，為什么讓你的案件調解不成，是因為律師是最終的收益方，其實恰恰相反說實在的職業維權的產生，有必然的產生，我出版社的侵權，原來出版社說打擊盜版，現在是為了生存，為了這樣的情況，包括新華字典我可以說市場上的正版占用率不到50%，但是出版社請不起律師，現在職業律師很不容易。
要做一個職業維權人首先要有一種不怕死的精神，報不準你面對取證的人是一個什么人。第二要有不怕虧本的風險，現在公證處都是漫天要價，然后再加上差旅費，到法院判的時候非常低。第三，你有一顆不怕受傷的心。到了法院，這個法官以為權子大，我們的維權隊伍在維權的時候，新干林語（音）這樣的書記，當時判了2000塊錢，而且安徽基本上判決下來3000塊錢左右，山西左右也是這樣。職業維權人的出現，讓知識產權維權得以成為一種現實，只是可惜的是，很遺憾，我們找了上千個律師都不愿意做，很多的大牌律師，你們在座的幾位有幾個愿意這樣做嗎？你到法官，法官說判2000，你要還是不要。我作為一個小人物，作為一個小女孩子，我也是不怕死的。在座的兩位法官，著作權法也提上日程了，有人維權是好事，剛剛羅東川大哥，比我大的長者為兄吧，羅大哥是吧？
羅東川：其實我都在為律師吶喊，我從來都是把這作為重要的問題。曾經在賠償額的問題上，你們去全世界找文章，所以不是一個簡單的法官法院的裁判權，去年把法官的自由裁判權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明年有一個自由裁判權的規范意見會出來，我想會一直程度的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羅大哥說我盡力了，等明年的新產品上市。
提問：所以我就想通過在座的兩位的法官，能夠灌輸一下，我們需要這些職業維權人士，如果都打倒了，那樣就打倒了知識產權的前進。
羅東川：這幾天我為這個教育問題，我已經喝了幾天。
主持人：你的心受傷，羅大哥的胃受傷。
提問：這位小姑娘，剛才她說賠償額高和低的問題，最近我也接受了一個三面向（音），有律師，也是北京律師代理，在我們那起訴了一個，一個縣買套軟件，一個不知名的作家的文章，他們自己在網上搜到了，所以這個問題，他賣軟件的，包括使用軟件的，都覺得非常的冤，拿500塊錢都覺得冤。不能說所有的說賠，我感覺我接觸這個案子，我旁聽了一下，這個要求太高了。這是一個相反的意見。剛才那位女士涉及到出版那塊，咱們好多律師，包括我自己也想出書。出版自由這個事，咱們現在的立法缺失，現在都買書號了，如果完善律法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提問：一個問題，我的期待是中國權利人什么時候不被訴拆拆（音）。這種情況現在很多，每個法院都在訴拆拆。
孫海龍：那不是一個簡單的合了就好，拆了就好，當然有一些貢獻的原則。無論訴訟的標的，這個對象可以歸納，原則上可以不拆，我用最簡單的例子，是春夏秋冬四個系列，原告告了被告，結果這里面有些能成立，有些不能成立，這樣有一些案子合在一起沒辦法審。有些在我看來，有一個新京報的案子，這在我看來就不應該差，無論是從理論研究和實務研究都有待積累。
提問：我覺得今天的機會非常好，有律師，法官，還有實務界的朋友。現在在辦案當中有一個問題，現在法院對于知識產權案件的調解工作非常重視，而且法院法官們也對調解率的追求熱情也比較高，在訴訟過程中，法官也會提示我們，這個案件能不能調解，我認為這個東西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認為，我遇到的一個案件，就是說法官是過分的追求調解率。就是庭審結束之后問你能不能調解，完了之后，再次問能不能調解，我那個案件是把我找去了三次，當然這個案件最終調解成功了。當時我是作為被告，而且做了充分的準備，但是這個案件基層法院向上級法院請訴了。最終這個案件是壓著我們調解的，提出這個問題是什么？在雙方當事人有調解意向的情況下可以調解，但是如果雙方當事人沒有調解意向，或者差距比較大的情況下，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意見，這個案件，我做了充分的準備，也不構成侵權，實際上我是很希望得到法院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但是因為這個案件的調解使得讓我沒有看到法官對這個案件的判決。另外我認為法官的調解水平非常高，他把你找三次過來，第一次第二次把價位都抬上去了，我們也都讓步了。到第二步的時候，判決書直接出來了，看我們能不能調解，不能調解就給判決書，能調解就給調解書，這個給我們壓力很大。所以我認為他們非常有經驗到了非此即彼的程度，所以我說追求調解率有他構建和諧社會的積極意義，同時我覺得片面追求調解率的話，可能也對我們法律工作的一些認識和水平的提高，會有一些掩蓋，就說這么多。
孫海龍：我覺得你的認識和全國法院的認識是一樣的，大家應該充分的認識到片面調解的壞處。作為我個體的經驗或者是工作的經驗來說，要公開公平，依法依理，這是一個方法和價值。他既是調解的價值，也是調解的方法。有一些案件可能要分類看待，有些要調解好，有些不能調解。不能以權利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讓步來做。比如說有些案件，就是我們要充分注意到知識產權權利的保護和權利人利益實現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并不是說片面追求一個，更多的要某種程度作為一個司法者來說，促進一種知識產權的轉換，我從來不會這樣，也不倡導這樣。
第三個我覺得，今天知識產權的場子，讓司法，法官跟大媽開始混同，我覺得能調則調，不能調則判，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在于判斷。讓法官充分認識到調解化解矛盾，同時有一個度，時間的度精力的度，還有我們作為法官職能的一個度，這也是一個問題。
羅東川：因為最近正在負責這個調解的有關工作，我請求剛才這位律師能不能起草幾個條文供我們參考。
主持人：基本上可以提供一條，或者一手拿判決書。
羅東川：其實在2009年的交流會議是是一個禁令，只是下面辦案太忙，沒有認真學習最高法院的精神。
主持人：最高法院基本上是沒有錯的。
提問：專利復審案件這幾年，涉及到法院對行政確權機關的終身判決，這個比例現在到了非常之低，據說不足5%，就是專利復審案這個。但是里面也不排除一些另外的情況，我就反映一下，每年都要搞專利行政確權案件的會議，每年總結一下，大家相互交流一下，據說搞了好多年。第二個就是我們做了很多的交流和工作，當然我覺得這種現象非常好。還有一種情況，可能有一點點問題，專業復審的一些人員，北京一中院的做交流，我自己親自的一個案子，很遺憾的是，我們的發布是一個境內的發布，所以我是提一個期待，期待專利復審委員會，跟全國各地的法院做交流，我們熱烈的擁護，但是不要到北京一中院做交流，謝謝。
張茂于：謝謝你的建議。我談一點期待，其實也不是期待，現在我在比較落后的地方掛職。三句話跟大家說一下，第一句話，知識產權的最基層的能力，那是比想象的要弱得多，第二點我想我們知識產權的權利質量，根據我這么多年的體會，也不高。再有一點，包括律師界，還有我們管理部門，在前一段的雙打行動，知識產權怎么讓人真學真懂真信和真用的問題。現在好多同志提出的問題尤其是深圳這位同志提的，不幸是最大的問題，謝謝各位。
羅東川：今天聽了很多律師倒了很多的苦水，法官來得不多，沒有說他們的苦水，有機會會邀請一線法官和大家來溝通。他們現在的生活是白加黑，5+2，是處在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所以也就是為什么推進職業共同體，也是這樣一個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共同構建我們中國司法的大廈，謝謝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謝這么多同行的熱情參與，今天我們的氣氛還是非常的熱烈，而且當場還認了一對兄妹。讓我們期待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更美好的明年，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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