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9年11月10日，原告某銀行與借款人黃某簽訂了一份個人借款合同，按該合同的約定原告向借款人發放了18萬元的貸款，第三人某汽車公司以贛F17208貨車（該車系黃某以分期付款方式向某汽車公司購買）對上述貸款進行了抵押擔保，并辦理了車輛抵押登記手續。2009年11月17日，第三人某汽車公司為該車向被告某財保公司投保了保險金額為178500元的機動車損失險（A）并約定原告為第一受益人，保險期間自2009年11月17日至2010年11月16日。
2010年1月6日凌晨3時11分許，由黃某駕駛的贛F17208貨車運載貨物行至某高速公路下行線處，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該車全部燒毀。事故發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支付機動車損失保險均遭到被告拒付。
【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原告不是保險合同的當事人沒有訴權，且財產保險不能指定受益人，本案原告屬于訴訟主體不適格。
第二種意見認為：原告雖然不是保險合同的當事人但是原告作為該車的第一受益人有訴訟主體資格。
【管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雖然我國 《保險法》 第 22 條第 3 款規定: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以成為受益人。”按照該法條的規定從而認定只有人身保險合同存在受益人，財產保險合同則沒有受益人的說法，筆者不能認同。筆者認為這是對保險法片面的理解。保險法雖然沒有對財產保險中是否可以指定受益人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是保險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首先必須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則。在衡量財產保險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的問題時不應該局限在保險法的條文中還應該從我國保險法及民法的基本原則出發。
首先，從保險合同受益權的性質而言。受益權是指受益人對保險金的請求權即請求保險人按照合同約定為金錢給付的權利。很顯然該收益權是一項財產性權利，而基于財產權的可轉讓性，被保險人可享有保險金請求權，也可以通過轉讓使得第三人成為保險受益人。這是被保險人對自身權利進行自由處分，體現民法理論的意思自治原則。
其次，從財產保險的功能而言。財產保險的功能在于填補損害、禁止得利，是在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遭受損失后，保險人對按照保險合同約定對其進行補償，使其恢復到損失前所處的經濟狀況，被保險人不能因賠償而獲得額外的收益。該原則的設立旨在防范借保險而為賭博行為的道德風險。而被保險人設立受益人的行為，并未發生額外的得利。被保險人將保險金請求權轉移給受益人，對其自身而言也是一種變通的損害補償。因為實踐中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常具有某種利益聯系。本案中所述的銀行與黃某，正是基于他們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借款人才將保險金請求權轉移給銀行，以確保在損害發生后能履行債務，這也是對被保險人利益損失的一種填補，只是這種方式突破了保險合同“誰投保、誰受損、誰受益”的傳統經營規則，將被保險人的損害補償結合實際需求靈活的分配到不同的主體上，也順應當今更為多樣化的投保需求。
再次，從保險合同的基本原則而言。保險合同作為民事合同，本身符合私法意思自治的原則。投保人與保險公司簽訂保單，對合同條款雙方協商約定，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禁止性規定、公序良俗等原則，合同即生效。因此，財產保險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在填寫保單時一致認可了受益人條款，并按約定履行合同，應受到法律保護。誠信原則為保險法基本原則中的首要原則，其要求保險人在訂立和履行過程中盡誠實的告知、解釋、提醒等義務，如果在訂立過程中默示了受益人的存在，而在履行過程中不予承認，這顯然是一種違約行為，嚴重損害了投保者的利益。本案中，在訂立保險合同的時候被保險人該汽車公司與保險人某保險公司在平等自愿原則下對受益人進行了明確約定，但在保險理賠階段以“法無明文規定”而拒絕賠償受益人保險金，意味著否定了訂立合同時的雙方的合意，這是對合同誠信原則的違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作為指導市場經濟的民法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已逐漸深入人心，民事主體的民事行為在不危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利益的,法律賦予當事人充分的權利處分的自由。保險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因保險標的是財產權利非人身權利只要存在被保險人就只能以自己為受益人,不允許他指定第三方為受益人,這其實是對其權利的限制或侵犯 ,是違反民法基本精神的。
最后，“受益人”作為保險標的利害關系人，屬于“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符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對起訴主體的規定。本案中，該行作為被保險人指定的贛F17208貨車的第一受益人與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關系，因此原告某銀行具有訴權。
